所以，我目前看到的是由市场降价带来的房价出现细微的下调。这跟盲人摸象一样，有的人说30%合理，因为过去炒得很高的地方，根本没人买。像北京到河北之间的那些房子也炒到单价三、四万，减个30%都不觉得多。

　　我觉得减价已经出现了，但是量和规模并不大。

　　观点地产新媒体：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您认为降价规模并不大，但已经出现了非常多因降价的业主维权，业主纠纷。

　　所以业内在感慨，涨价政府不允许，降价就老百姓闹事。在这两难之中，如果出现更大幅度的降价，那么是否会出现更多的纠纷？

　　陶冬：中国人看来问题有一个既定的假设，就是认为政府是万能的。觉得政府像上帝似的，有足够的能力操控房价的涨和跌，根据它的意识把利益最大化。中国政府的确比世界其他政府有更多的行政效率。但是，政府毕竟不是上帝。

　　在一定的环境下，政府可以影响市场，甚至主导市场，但是有一个极限。当到达某种程度的时候政府就管不了了，甚至政府去悄悄地以调控的目的去捅一桶泡沫，但是最后的结果比政府想象得更差，这个可能绝对存在。

　　但是中国人认为政府可以主导一切，这个理论在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下进行危机重组性调控，我认为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不要想象政府是万能的，当危机来的时候，政府也是手忙脚乱。除非像金融海啸导致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滑，政府就能稳住这个局面。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做一些利益上的分配，政策上的调整。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不会大垮，但是泡沫迟早要破裂。

　　观点地产新媒体：这表明您始终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会比政府的行政干预来的更有效？

　　陶冬：在一定情况下面，也许政府能够做到比市场更有力。但很多时候，政府选择会一个不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危机往后推。本来危机可以通过比较小的社会代价来解决，却不断把它变垫高，把小泡沫变成一个大泡沫，最后变成一个更大的泡沫。

　　比如美国IT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就开始放水，他也担心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金融的稳定、所以他就制造出一个泡沫。当9·11发生后，他又制造了更大的泡沫。当泡沫大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时候，他讲这是非理性的繁荣。

　　每次格林斯潘都有机会来解决泡沫，但他却用制造更大的泡沫来舒缓现有泡沫所带来的压力，直到某一天，他自己的力量也无法控制了。

　　最终还是那句话，越认为自己是上帝，当发现自己不是上帝的时候就会狠狠摔倒在上面。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性，也有世界的共性。世界的共性是，老百姓的生活是连绵的，几十年的，家族的延续甚至是几百年上千年。

　　但是，政治家的任期是短暂的，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把危机推后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像美国的泡沫在2003年的时候爆掉，所以他退休的时候非常风光。等退休之后再出事情，就是管他洪水滔天，跟我都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