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尔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农业部六家直属直供农垦企业之一。2009年启动国有垦区危旧房改造项目以来，该公司已经完成住房改造、新建住房11944套，2011年计划再改造、新建房屋3520套，全面改善困难职工的住房条件。

　　这家公司副总经理张树通对本刊记者坦言，各个农场的职工过去住的都是土坯房、板夹泥房，没有供水、供暖等设施。而新建的楼房，配套设施齐全才能住。过去两年里，企业已经投入了基础设施配套资金3500多万元，由于房子多、资金有限，只能解决水、电等最基本需要。

　　另外，上级资金下达有些滞后，也加大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压力。比如，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森工集团)基本建设处住房建设工程管理科科长李培林说，2009年的上级资金是6月份下达的，2010年的上级资金是7月下达的。每年在资金到位前，项目实施单位为了用好有限的施工期，需要先垫资施工。有些困难单位垫不起，往往会影响工程进度。

　　税费优惠政策难落实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巴彦淖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房保障科科长刘志文说，按照国家对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享受建筑业营业税等多种税收优惠，但是当地有的地税单位照收不误。

　　李培林说，大兴安岭林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筑业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后，牙克石市地税部分返还50%，没有全额返还。参与棚户区改造的建筑企业免征销售不动产营业税，税率为5%，目前地税部门虽然暂缓征收，但是没有免除。

　　国家要求以行政划拨的方式供应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但大兴安岭各林业局所在地的政府要求土地出让金先征后返，部分林业局因资金有困难交不起。而且，即使交了款，返还也慢。所以，2009年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实施以来，这笔钱都是大兴安岭林管局(森工集团)代下属林业局交款，然后冲抵建设工程费。

　　张树通介绍道，2009年初，呼伦贝尔市政府出台文件，对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减免税费，但是当地税收部门却把垦区危旧房改造项目，与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区分对待。另外，垦区农场所在的部分旗县市区，要求收建筑业、销售不动产营业税。但是国有垦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是给职工建设保障性住房，企业自身并未形成固定资产，所以对这些税一直顶住没缴。

　　分配政策上下不匹配

　　不久前，本刊记者走访了南京市秦淮区银龙花园一期、二期和四期，雨花区春江新城一期和四期项目。这里的不少居民是郊区拆迁农民和城市拆迁户中的低收入群体。居民们普遍反映从保障性住房政策中得到了实惠。但他们也反映，保障性住房小区内时常能看到豪华车出入，“小区内也存在房屋出租和长期空置现象，有少数分到房子的人不太像是应该被保障的对象。”

　　按规定，经济适用房的拥有者本应是住房困难户，然而公开的租房信息显示，武汉某些经适房小区却成了住户牟利的手段。“丽华苑85平方米，1800元/月；红旗公寓90平方米，精装1500元/月；黄浦人家80平方米，1500元/月”本刊记者打开武汉几家房地产网站的租赁频道，就看到了上述出租信息。这些房源大多是政府严禁出租的经济适用房。

　　一些熟悉保障性住房分配的人士分析，保障性住房小区内的确存在个别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与拆迁分配过程中政策不好把握有关。另外，国家虽然明令禁止经济适用房出租，但是保障对象种类多，而大量拆迁农民分到经适房就没有受到这项政策的约束。

　　南京市房改办主任负责人介绍，保障性住房出租现象有其合理的一面。南京市有6万多套经适房供应给集体土地拆迁的农民家庭，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拆迁安置房”。这一政策是为了“尽可能降低建设成本，让拆迁安置户享受经适房政策”。南京市的拆迁安置政策，“允许征地拆迁失去自有土地的农民，多购买一至两套经适房出租，用于补贴其生活”，这也是“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武汉市房管局相关人士也表示，由于前几年经济适用房有很大比例供应拆迁安置农民，地方政策不限制农民出租经济适用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江西省九江市房管局副局长吴海林说：“保障性住房建容易，但分配很难。虽然全国各地有些好的分配办法，我们九江的五道程序、四道把关、三榜公示，从程序上来说很严密，但是还是有人‘浑水摸鱼’。”

　　吴海林说，出现收入还可以的家庭也“混入”分配队伍并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一个家里夫妻都存在不知道对方收入的情况，更何况邻居。在分配住房给最困难的人群时，我们往往依据民政部门提供的低保户名单，但是在分配最低收入之上的一些‘夹心层’时，我们在收入的甄别上就难了。”

　　住在南京市春江新城一期的几个老大爷向本刊记者反映，近几年对家庭的拆迁费用不断增长，安置房数量不断增多，很多拆迁户得到了实惠，这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的关怀。但与早几年的拆迁户对比起来，差距就比较明显，“大家都住在一个小区里，有的只分到一块肉，有的却得了一头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