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协调的未来

　　户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城镇化进程的一道关口，中央高层就户籍问题曾多次表态。

　　2011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正在出台文件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已经经过党中央国务院讨论；3月14日，温家宝再次表示，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此外，乔润令认为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也需改变，“一定要改变行政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配置的导向，要为小城市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乔润令说，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型，大量资源被政府控制，资源分配是按照等级制，级别高的城市得到的多，级别低的城市得到的少。最多的是省级，然后是副省级、地级、市、县级市，最次的是小城镇。”

　　更多的人倾向于发展小城镇，使农民能够就近择业、就近成为市民。“中国这么庞大的城乡移民，光靠沿海经济带，光靠少数大城市，光靠少数几个城市圈，根本是无力承受的。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就近到中小城市成为市民。”2012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说。

　　2012年7月13日至14日李克强在湖北考察时提到，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上世纪70年代，国家从解决农村问题的角度出发来发展小城镇；八九十年代，把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放在相对独立的角度来探讨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直到本世纪之初，才认识到大中小城市应该协调发展。

　　然而争论仍在继续。2012年12月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新世纪周刊》撰文称“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是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谢国忠认为，小城市必须依赖于少数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存活，如果它们失去了竞争力，整座城市就会消失。这是城市化的一种高风险模式。超大城市具有经济多样性。当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后，城市有能力化解损失。

　　在谢国忠看来，饱受诟病的堵车、污染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根源都在于设计或管理，“如果2000万人住在本来设计容量仅为500万人的城市里，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东京拥有3000万人口，但是并不存在任何大城市问题。如果中国合理地选择鼓励和投资于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就会在未来20年时间里拥有20座到30座超大城市。这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全球经济的巅峰。”

　　看来，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的科学布局，是个不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