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划”下的行动逻辑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发端于2005年，是国家住建部所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年)》中提出的城镇体系规划中城镇层级的概念，处于城镇层级中的最高位置。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北京、重庆、天津、上海、广州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六个区域中心城市。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道，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讲行政界限不能成为发展的鸿沟，但实际上就是鸿沟。”吴存荣说，在以前，合肥人均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20位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在排到12到14位水平，“最近十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城市经济，安徽经济发展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李铁在其微博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省一定要有自己的中心城市？长三角的经济来自于上海的辐射，珠三角的经济来自于香港的辐射。借力，形成适合自己特点的城市规模才符合规律。”

　　而早从2001年起，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调查，他说，“大规划”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大规划”之风，不久即从大城市吹至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想象中的“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新城建设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天津的临海新城、烟台龙口湾的海上新城、上海的金山新城、连云港的连云新城、深圳的前海、东莞的滨海新城等新城项目陆续上演。最近也有媒体报道说，此时哈气成冰的陕北黄土高原上，2000多台重型机器正活跃着，它们将挖掉33座荒山，通过削山、填沟等手段，两倍于现在城区的建设用地将陆续被整理出来，用于延安新城建设。

　　而此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耗资50多亿元、面积达32平方公里、历时5年建设的新城康巴什，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美国《时代》周刊曾刊文称，康巴什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城市病在2012年发威

　　30多年间，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样的“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渐行渐远。

　　2013年1月，雾霾锁中国。这或将成为中国不少城市有史以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多个城市的居民已被警告尽量减少外出时间。1月16日，中国科协召开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预计，北京能达到空气环境新标准还需10年以上。

　　不少网民吐槽北京由“首堵”变为“首毒”，然而“毒”已至，“堵”未消。“从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2012年12月8日120北京一个急救中心的王医生在微博上说，车内病人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遗憾丧生。

　　在舆论的反思声中，社会车辆“不让道”领受了大部分指责，而“无道可让”则是另一重无奈现实。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106小时/年。

　　为应对车涌之困，一些大中城市陆续实施“尾号限行”。2012年8月16日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尾号限行继续实施到2015年；成都市交管局宣布，自2012年10月8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区域汽车实施“尾号限行”。

　　在城市里限制性的生活行为约束，许多人尚未适应。2013年1月16日是济南公安交警支队关于临时采取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首日，“顶风上路”的单号车约占三成。

　　大城市的硬伤远不止于空气和交通，排涝系统也显得难以支撑城市的运行。2012年“7·21”北京暴雨灾害中，官方统计共有77人丧生，其中有不下20人死于城区范围内；2011年的“6·23”雨夜，也有两名居民于暴雨中陷落街头窨井惨死。除去北京，2012年夏，武汉等多座城市亦经历了大雨中变身泽国之扰。

　　城市病症的治理已成为城市管理者亟需破解的课题。近日四川省住建厅透露，2013年，四川省将投入880亿元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内涝、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是投向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