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经济适用房并没有覆盖所有同等收入条件的人群，政策人为地造成新的不平等。经济适用房的资源稀缺，也就造成了某些特定人员有牟取不当利益的机会。

　　其三，经济适用房监管成本过高，对于购买者资格、规定年限内不得转让、是否违反经济适用房相关规定等等，都不得不进行审核和监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监管效果不佳。监管还存在查与不查、严查或不严查、取证与诉讼等多方面的难题。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与销售者之间是合同关系，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手法获取经济适用房，均不承担刑事责任。

　　其四，经济适用房是一次性的优惠补贴，并不能动态地保证中低收入群体长期受益，政府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根据购买者收入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控，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投入优惠土地和补贴。

　　其五，各地方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经济适用房用于建设拆迁安置。这一做法，看似合情合理，对社会公众而言，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是有悖公平的。因为，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拆迁无论是商业性的、还是公益性的，都是政府和投资商与被拆迁者之间的商业性行为，理应由拆迁者给与足额的补偿。采用经济适用房安置的做法，实质上是“挪用”属于社会公众的土地资源、社会保障资源。

　　“经济适用房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许多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否适合继续推行、是否适合大规模推行，应当认认真真地思考和讨论。”钟茂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