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大量农民工将市民化，并纳入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机制之内，由此必将带来住房格局的变化。回顾近30年的中国住房体制，在整个经济大转型之际，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有望向前再推进一步。而随着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房产税等房地产管理“基础设施”的逐步建立，中国住房体制必然更公开、透明，进而走向公平成熟。

　　保障房范围“扩编”

　　序幕开启：

　　保障房“扩编”，并不意味着住房制度的另一次大的变革，保障房应该涵盖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所有人群，从制度设计上就应当是全面的保障，与农民工身份或户籍并无直接关联性，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确实需要再往前走一步，亟须顶层设计，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进而公平、市场成熟的住房体系。

　　就在蛇年新春来临之前，在深圳打工的“非市民”得到政府的一个“红包”——深圳住房保障制度重大改革，没有户籍也有保障。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在土地、住房等改革“硬骨头”之上再次敢为天下先。这次率先发布的《深圳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纲要》，提出十项改革创新举措，其中一大亮点是保障房范围“扩编”。

　　根据纲要，深圳市的住房保障对象从户籍低收入家庭扩大到户籍无房家庭；保障范围从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向非户籍住房困难人才家庭延伸，以公共租赁住房、租房补贴解决非户籍人才家庭住房困难；创新保障性住房产权管理模式，由政府直接投资与运营，转变为政府与社会投资并举、政府与企业运营相结合等。该纲要还提出总体目标是，到“十二五”期末，户籍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率（含实物配置和货币补贴）达到70%，其中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率达到98%；非户籍住房困难人才群体住房保障率达到80%。

　　“保障房一定要补进来。虽然各地政府在保障房建设方面花很大力气，但仍有很多人渴望却又得不到。所以在制度层面应当完善，从分配、管理、建设等方面来加以完善，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政策推进过程。”房地产权威专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珏林说。

　　然而，王珏林指出，将非市民或农民工纳入到保障房的保障范畴之内，就视为是住房制度改革或是为城镇化铺路的理解并不全面。

　　“所谓保障房‘扩编’，并不意味着住房制度的另一次大的变革，保障房就应该涵盖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所有人群，只不过这个城市的保障能力有限，它先保障本市的，慢慢扩展到其他部分，这只是个过程。”

　　王珏林直言，从制度设计上其就应当是全面的保障，与农民工身份或户籍并无直接关联性，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确实需要再往前走一步，亟需顶层设计，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进而公平、市场成熟的住房体系。

　　“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的住房，对中国的房价，意见那么大，说明我们的市场不成熟，还有我们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大潮下的工人下岗时，大家对就业、对改革意见也很大，通过这些年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就业市场的成熟，现在这方面闹的人少了，这是一个道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