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这是重商主义灵魂所在，但政府终究不是企业，为了达此目的，必须寻求和他们目标一致的利益集团共同完成“宏图大业。”上世纪90年代，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的影响着地方官员的行为。为了改善城市面貌和GDP发展，地方官员可谓绞尽脑汁。而房地产的出现，彻底消除了“GDP增长之惑”。因为房地产像魔术师一样可以快速“变出GDP”来。事实已经证明，当房地产和GDP被地方政府强行挂钩之后，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政绩甚至是政治的代名词，房地产成为重商主义者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

　　那么房地产是如何创造GDP神话的，我们不妨来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房地产生产消费流程很简单，政府拍卖土地，开发商竞拍后开发，市民购买商品房。假设土地成本每平米3000元，施工费1000元，销售价格7000元。那么GDP数额为3000+1000+3000=7000元，这就意味着房价越高、成交量越大，房地产创造的GDP就越大。一套房子价值上百万，如果依靠萝卜、白菜拉动GDP，恐怕要种几万亩才能解决问题吧。

　　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这也是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的最坚强保障。在合法的犯罪面前，上帝也无能为力，而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获取利益，依靠制度性掠夺为最佳渠道。我国的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即全体人民对城市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因此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应当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然而在现行的房地产制度下，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没有回到全体人民手里，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储备中心”的垄断下，流进地方政府的腰包里。“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名副其实“第二财政。”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卖掉了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但最终却把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任其挥霍。这难道不是一种光天化日下的赤裸掠夺。

　　冥冥中重商主义制度成为中国房地产的庇护神。在房地产带动GDP增长的“盛宴中”，地方政府是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没有付出任何经济或精神成本。土地减少、银行坏账、资源枯竭及贫富差距拉大都与地方政府无关，因为上述代价有各自的承担者，而地方政府则是永不担责的“甩手掌柜”。这就喻示着地方政府是房地产领域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的越大，后者的收益就越大，至于成本则永远是不可思议的“零”。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使得房地产成为政府眼里的“宠儿，”而房地产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正踏向一条非理性、极端的毁灭之路。

　　而在地方政府眼里，无限热爱和支持房地产发展，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这种疯狂不仅源自房地产带来的巨大收益，更是一种获取政治博弈胜利的资本。

　　再次强调，重商主义者要想实现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就必须依赖所勾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要获取大量收益，就必须依赖房地产。在房地产这场大戏中，如果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的，那么开发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受益者。长期以来，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同乘一条船，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狼与狈的勾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