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行为，企业发展并不是看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资金实力雄厚，最终要看的是谁拥有的权力资源最多，或者背后的靠山最硬。

　　重商主义制度兴起时期主要集中在15-19世纪，成为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政策。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成为其主义的经典国家。重商主义制度即：“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其各方面都由“全能”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暴利，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重商主义制度下，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这就是其制度的根本目的。在此目的驱使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实践证明，这种看似庞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营企业发展极为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商勾结、权钱腐败现象滋生并越来越严重；第三是与政府勾结的利益集团最终绑架了国家经济。

　　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重商主义，却意外发现在国内某些行业，尤其房地产业，无论外表形式或内在本质，都和重商主义存在众多天然耦合，在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重商主义痕迹无处不在。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对房地产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成为常态，尤其在商品房最重要的生产元素国有土地环节上，地方政府成为绝对垄断者；在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很硬的政府背景，想从事房地产开发基本上不可能。

　　在房地产领域，政府与民争利现象无处不在：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改变土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改变容积率，权钱交易随处可见。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行为，企业发展并不是看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资金实力雄厚，最终要看谁拥有的权力资源多，或者背后的靠山更强硬。

　　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领导者来说，如何赢得特权，并勾搭上权力掌控者为己服务，是企业能否强大的关键。在房地产领域有这样一句话，不懂政治的人，绝对不要去搞房地产，此言绝非噱头，而是房企生存核心之要义所在。只要拥有房地产相关领域特权，就能够赢得最佳资源和享受最好服务，为了持续这种特权并使利益最大化，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这其中甚至包括国家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公关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结交权贵比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要重要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