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春：世界上很多的政府包括刚才提到的新加坡、香港，在房地产方面都有调控，但是他们往往只对社会福利性的部分有很强的行政干预，而不是把整个市场都干预了。所以，我认为政府有一些行政性的干预还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够扩大化，不能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抓。

　　这些年我们政府习惯于干预市场，可能从结果上来讲，政府会觉得自己比较成功，但市场的评价可能不一定认为是成功的。但政府认为它是成功的，所以，它越来越习惯于使用这种手法。

　　我个人觉得政府实在是干预的太多了一些，很多事情应该由市场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审思一下。在财政没有这么强实力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是完全可以由市场去做，但政府又不让市场去做。这样的情况下，确确实实我觉得政府做得有点过了。

　　但反过来讲，政府也确实各种各样的愿望和政策鼓励市场，包括前几年出了36条，去年又推出了新36条，鼓励民间去参与一些项目、去做一些事，而不是完全由政府来做。

　　但是，在执行中由于各种原因似乎不是很成功，这方面我想还是有很多体制问题，也不是能够很简单的说得清楚。我想政府的愿望还是有，只不过在执行中可能大家更习惯一种直接干预，我感觉政府对自己边界的定义是有一点宽了。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刚提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审计署公布的地方债有10.7万亿，我们也看到穆迪认为可能少计算3.5万亿。您觉得地方债对银行系统和地方政府本身潜在的风险大吗？

　　孙明春：地方债问题关键看怎么来处理，如果把这个问题完全归咎为银行问题，当然银行受到的冲击就会比较大。但是，我觉得第一不应该把它作为银行问题来处理，第二我也认为政府不会把它作为单纯的银行问题来处理。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这些问题的产生大家都知道，很多项目本身都是公益项目，它没有现金流。所以，如果完全是一个商业项目的话，银行就不愿意给它贷款。另外，这种项目也不应该找银行贷，公益项目就应该通过财政的资金（包括发债）来筹资，而不应该用银行贷款。

　　但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用了银行贷款，我觉得最终政府也应该认帐，应该承认这些项目是要通过地方或者中央的财政去解决。如果把这个问题转成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大。

　　因为从全世界来比的话，中国的财政状况是相对比较健康的，我们的公债占GDP的比例去年是17%。哪怕把10万亿的地方债，全部通过发债的办法变成公债，它也就是GDP的25%，17%加25%也就42%，这个债务水平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偏低的，像OECD经合组织这些发达国家整体的债务水平占GDP的比例也都达到80%左右，我们40%多的债务是相当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