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升

　　不是长期高通胀的推手

　　人口结构的变动影响经济的潜在供给和潜在消费需求，从而影响长期的平均CPI上涨率。

　　我们将年龄介于25岁和64 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然后计算生产者（储蓄者）与消费者数量之比。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在120%左右，显示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120个生产者，潜在供给大于潜在消费需求。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间超过100%的，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正是在90 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的。

　　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平均通胀率较低。过去10年中国平均通胀约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胀平均分别为5.5%、6.9%和7.7%。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人口结构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印度、巴西、越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约为80%、100%和95%左右。

　　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过去20年美国和英国的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而日本和德国处于这一阶段的时间更长。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胀率显著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巧合。展望未来，中国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预计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在相对长的时期，中国的生产者人数都会显著超过消费者，是供给充分的经济。

　　但中国与发达国家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对城镇劳动供给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过去，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很多，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镇很低，造成低端劳动力工资低且增长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近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加快，对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从这个角度看，有一些观点认为“刘易斯拐点”造成的工资上升将推动中国通胀长时期处在较高水平。

　　过去10年，我国平均通胀率约2%，但高点在8%。通胀是个周期性现象，上下波动大，如果平均通胀率是5%，高点就会大大超过10%。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很难想象政策会容忍如此高的通胀率。通胀容忍度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一个老龄人口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降低。短期内，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供给紧张有可能比一般预期的要严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显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断失误，还追求过去的高增长，通胀压力就会增加。从目前政策调控的力度看，这个风险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