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效应低于预期

　　全面二孩政策叠加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是否会出现人口爆发性增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向五中全会作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时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11月4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大约有9000多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超过35岁，40岁上下的各占一半，城乡比重差不多。杨文庄预测，未来几年的出生人口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预计会超过2000万人。

　　但是，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影响有限”的观点也不少，其主要依据是单独二孩政策不如预期。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时，国家卫计委人士称，大概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00万人左右。2015年初，卫计委公布了截至2014年底的“单独二孩”申请数为106.9万；2015年上半年数据，全国单独夫妇的再生育申请数为46.34万。这些数据都距200万有相当差距。

　　对此，国家卫计生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单独二孩政策和当时的预期非常符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在不断的变化。据了解，2013年，调查发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60%希望生育，2015年的调查显示，只有39.6%的家庭希望生育二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湖北3个地市获取的反馈，均是单独二孩政策效果低于预期。

　　湖北一位地市计生系统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一步他们会做目标人群摸底调查，做完调查才能对二孩政策效应有所预判。目前该市20-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放开单独二孩后，当地出生人口有小幅度上升，但未如预期。

　　上述计生系统官员表示，作为一个人口净流出的中部地级市，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对城市发展来说不是利好。放开全面二孩应该能带动当地人口出生率有一定幅度回升，毕竟相对一线城市来说，三四线城市生活压力小一些。

　　事实上，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前的10月24日，国家卫计委在湖北开了一场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专题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以及国内学者。他们讨论的报告，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石智雷完成的国家课题——低生育地区的政策响应与家庭发展能力问题的调研结果等。

　　报告以宜昌市为例，从处于15-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调查的核心正是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全部样本的二孩生育意愿比重为35.8%，总体二孩的生育意愿相对较低。

　　北京大学[微博]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表示，当前关注的重点一是现有政策调整会使生育率有多大的反弹；二是在生育反弹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鼓励性生育。政府现阶段主要关注的是第一个事情。

　　乔晓春预计，全面二孩放开后，短期内出生人口会有所增长，但最多每年新增300万-400万，最高估计在600万-700万，加上目前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值预期在2200万左右。

　　地方：如何破解“不敢生不想生”

　　在部分人口学者看来，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教育、医疗等多个职能部门也需要有积极的配套政策，甚至部分低生育率地区需要出台激励政策。

　　石智雷在给国家卫计委做报告时提到，针对个别地方生育水平长期低迷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长期的累积效应必将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成巨大的压力，政策的积极干预已经势在必行。

　　乔晓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总体的生育意愿较低，二孩政策效应释放结束后，再加上新一代年轻人生育观念的变化，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是越来越低。他建议，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在全面二孩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

　　杨文庄在10月24日的研讨会上总结称，“没生是什么问题？收入有问题、机会成本的问题、子女的问题、教育的问题。”

　　他在会上反问地方官员：“政策下来以后，难道只是让目标人群去响应吗？现在该生的不生政府有什么责任，我们能不能梳理，解决群众符合生但是不敢生不想生的问题，能不能拿出几条措施？”

　　在杨文庄看来，各级党委政府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响应国家调整政策，并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使老百姓该生的能生，多生一个就减少一个家庭失独的风险，这个成本和代价对国家是有利的。

　　石智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为了调研民间对激励政策的态度，他们做了激励政策模型实验研究。

　　在针对40万育龄妇女的调查中，他们首先询问了受访者的再生育意愿，对于“是否生育二孩”回答“否”或“没想好”的受访者，再追问其对于激励政策的态度。

　　激励政策的模拟试验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第二个孩子，每个月发放抚养补贴100元，直到孩子18周岁”；第二，“对第二个孩子，由国家提供2000元婚嫁保险”；第三，“对第二个孩子，实行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第四，“对第二个孩子，直接追加分配一人份的田地和宅基地”。

　　在上述四种政策激励效果的横向比较中，“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激励效果最为明显，且明显高于其他政策试验的激励效果。对于原本不准备再生育的人群，该激励政策的响应比重可以达到20.6%；对于原本犹豫不决的人群，该激励政策的响应比重则可以达到59.1%。其他三项模拟政策的激励效果差异不大(见表3)。

　　报告认为，应该改变过去各个省份“一刀切”的人口政策，根据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力，制定差别化的人口生育政策。

　　报告建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的下一阶段，到2018年，中央和国家卫计委制定基本方针，各地区根据各自不同区域的生育水平和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差异化政策或条例；2020年政策全部衔接，各地根据当地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制定合理化的人口政策，相应的激励性政策完全落实。

　　报告还建议，借鉴发达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在生育政策调整的下一个阶段，在局部超低生育地区，建立二孩抚育成本分担机制，利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进行相应的刺激。

　　在具体的政策刺激上，报告建议，对于超低生育水平地区，未来应出台二孩的补贴政策。第一，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相应补助；第二，政府扩大医疗扶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免费产检等政策；第三，政府应对早期教育补贴政策进行倾斜，建立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采取少部分幼儿园实行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优惠政策；第四，考虑延长二孩育龄妇女带薪孕产假、父亲带薪陪护假等假期奖励政策。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妈妈中，择校难、看病难是各收入阶层都担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