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放开后： 一孩家庭生育意愿调查

　　聚焦十三五

　　以宜昌市为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愿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费用太高，占比达52.8%；婚嫁成本高是第二大原因，占22.8%；第三大原因是“没有精力带孩子”，占21.8%。总之，经济压力成为城乡家庭一致公认的不生二孩首要原因。

　　本报记者 周慧

　　实习记者 宋兴国 北京报道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后，“全面二孩”政策迅速成为最热话题，在诸多行业引发连锁反应。这也意味着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1月5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公开表示，目前相关工作进展很快，现在开始怀孕应该不算违反政策，只要二孩是在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后出生，就是符合政策的。

　　杨文庄表示，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预计2030年我国总人口为14.5亿人。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专家也认为，短期内会有小增长，最高年份出生人口预计2200万左右。

　　不过，民间对“二孩政策”的响应能否达到预期，才是当下官方、学界和企业界最关注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采访数十国内各大小城市符合生育二孩资格的家庭，综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微博]在湖北宜昌做的40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调查(下称“报告”)发现，目前经济基础是家庭考虑是否生二孩的第一条件。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80后”年轻人大多表示孩子教育、医疗成本过高，不会轻易考虑生育二孩；一线城市富裕家庭以及三四线地级市和县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则相对略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教授杨菊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人口政策实际上就是要适度的调节和平衡育龄家庭在一孩和两孩之间的选择，其实还是要看政策的保障程度。所以推进家庭友好型政策，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大方面的推进速度能不能跟上，是消除这些中间群体尤其是育龄女性疑虑的关键。

　　有国家卫计委官员在地方调研时称，各级党委政府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响应国家调整政策，并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使老百姓(50.45, 0.00, 0.00%)该生的能生，这个成本和代价对国家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计生工作和相关部门必须转型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共识。据透露，卫计委最近也在调研如何实现转型，例如从过去的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服务为主。

　　家庭：经济压力排首位

　　“不用花心思运作，也可以生二孩了。二孩计划可以正式列入家庭议程。”中部某省会城市公务员张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熟悉法规的张华在结婚时就“留了一手”。他让妻子的户籍留在娘家，准备一胎后，和妻子假离婚，让妻子回娘家生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张华去医院妇产科咨询，医生反馈称，为二孩来咨询的人并不如想象中多，“想生的总会有办法生”。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和他一样的体制内公务员。

　　张华说，对于他这样体制内的公务员来说，二孩政策防线的解除，无疑是个好消息。而他接下来要考虑的，首先就是经济问题——小孩教育、医疗，以及妻子是否能当全职妈妈。

　　张华的大学同学圈里，留在北上广深以及二线城市的人中，准备要二孩的并不多；而没有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很多都留在老家县市上班，多在前几年就生了二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北京、上海、武汉的二十余个已经生一孩的家庭，夫妻双方均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职业分布在国企、律师、公务员、媒体等行业，反馈准备要二孩的家庭只有2个。

　　这些不愿意要二孩的家庭，几乎都提到了“经济压力大”；而出现频率第二高的原因则是“没有精力再照顾一个孩子”。

　　今年8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石智雷团队以宜昌市为调研对象，从处于15-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进行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愿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费用太高，占比达52.8%；婚嫁成本高是第二大原因，占22.8%；第三大原因是“没有精力带孩子”，占21.8%。总之，经济压力成为城乡家庭一致公认的不生二孩首要原因。

　　而在三四线地级市，生育二孩的意愿要高很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四川宜宾市5对要二孩的家庭，发现其共同点是家庭年收入在20万-30万左右，职业集中在电力、医院等当地相对较高收入行业，且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也较好。

　　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年轻人普遍反映经济压力太大。部分“80后”在北京郊区买下第一套房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目前正在考虑在中心城区换一套学区房，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有部分“80后”，在北京处于租房子阶段，房子以及孩子的户口、教育等都是难题，这部分人坚决表示暂时不会考虑二孩。

　　北京的“70末”全职妈妈丁悦，去年辞职去美国生二孩。她在北京的朋友圈子里，生二孩和准备生二孩的比率比较高。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是，年龄在35岁左右，经济基础良好，女方可以或者已经做了全职妈妈。

　　“两个孩子的话，很多妈妈都会考虑全职在家。”她身边就有很多博士和博士后的全职妈妈。丁悦说，朋友中很多人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前就已经在境外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生了二孩，而因此次政策放开选择生二孩的，多是体制内的老师、医生、公务员。

　　作为“过来人”，丁悦表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否生二孩，包括多个方面的考虑，对于大多数北京家庭来说，第一考虑的是经济承受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支出。以部分在国外生二孩的家庭为例，他们的孩子大多没有打算参加国内高考，从小开始在北京上私立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和社交娱乐活动费用加起来平均也有20万元左右。

　　精力不够是仅次于经济压力的第二个难题。上海一位“80末”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正在考虑要二孩，唯一担心的是精力不够，生二孩时父母年纪也大了，能帮的忙有限；另外，即便有老人或者保姆帮带孩子，作为负责任的家长，她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受访家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合资格的家庭都会希望家里多一个孩子，毕竟一个小孩太孤单，但前提是经济实力和个人精力跟得上。这说明，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