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行公布的2013年贷款投向报告披露：截至2013年底，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为14.61万亿元，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1.9万亿的20.32%，呈逐年走高之势。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曾提出一个“金融机构风险指数”的概念，即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在各项贷款总额中的占比，比重越高，风险越大。长期以来，房地产及土地是银行贷款的重要抵押物。据交通银行2008年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当年银行业以房地产作押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在65%以上。此类贷款的风险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的直接影响。
 
　　过去十来年，房价过快上涨，积聚了较大风险，一旦泡沫破灭，银行业将产生巨额不良债权，可能导致国家信用支撑的金融体系走向崩溃。目前，资产品价格正在下挫，一旦超过临界点，局面恐难掌控。从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教训看，下挫幅度放大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崩盘，印证了资产价格一旦衰退，行政之力注定无法回天。楼市需谨防调控失控及局部风险诱发“蝴蝶效应”。中国还没做好楼市崩盘的准备，若果真崩盘买单的也是全体民众——以恶性通胀、货币购买力急贬为其代价。
 
　　中国楼市的确已积重难返，但一个理性的政府不能坐视泡沫破灭，一如一个明智的政府不会容忍房价恣意上涨。中国楼市一直以来就是个“行政市”，限购等措施本就是反市场，面对可能失控的局部风险，当然需以行政手段修正。
 
　　地方政府也有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相关产业政策。调控告别一刀切已成共识，楼市政策的调整若属于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中央就不宜过多干涉，否则风险失控时就不能怪罪地方政府不作为。
 
　　例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楼市已陷入长期低迷。这类地区，笔者认为应放松调控政策。对于库存高企、人口净流出、房价下行风险大的城市也应适度放松调控。
 
　　两会期间，住建部副部长仇兴保曾对“分类调控”进行了详细阐述：能局部调整的，就不要整体调整，调整手段对整体影响越小越好……能够由城市政府调整的，就不要由中央政府代替，越是基层能够主动调节的，越要纳入基层政府调节。此番表述，为部分高风险城市进行政策“微调”提供了一定政策“背书”。事实上，温州作为第一个松绑限购的城市，并未被叫停。
 
　　因此，对于一些城市的楼市新政，称之为松绑或微调或许更为合理且恰当，不能动辄扣上“救市”帽子。什么是救市？举个例子：某人被铐起来囚禁了，将其放出来，还好酒好菜地款待，这叫救市。若这个被铐起的人，仅是卸其手铐，这叫松绑！

　　从一些城市出台的微调措施看，譬如放宽落户准入、调整限购范围、契税减免、调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都谈不上是救市。但是需对一些地方的做法保持警惕，例如放松房贷风控标准及降低预售标准，这是给风险火上浇油；多地甚至出现限制降价（一些地方政府给开发商打招呼不让降价），这才是赤祼祼地救市、托市，对这类行为应予以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