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间空旷，多少有点冷，卧室里的炕上就暖和多了，客人要去，姑姑只能同意，还为此数落了表弟一顿。

　　客人喝多了，表弟还得扶他们出门、找车——因为客人也是熟人，即便不讲服务意识，人情上也要做到位。

　　可是，今年表弟不用抱怨了。蛇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刚过，姑父就张罗歇业了。因为2013年生意大不如前，继续营业流水也不多，不如早点清净清净，思谋一下来年的打算。

　　表弟说，饭店生意变差的最重要原因是镇政府搬迁了，而镇中心的居民不过几千人，习惯到饭店吃饭的并不多。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街上四五家饭店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一离开，姑父的菜做得再香也招不来多少人吃。

　　姑姑说，其实，即使政府不搬家，今年她家的买卖也不会太好做：“习大大一反腐，大官小官都不敢吃了。”这些人原来到姑姑家吃饭花公款的多，自掏腰包的也有，现在不管公费自费来得都少了。

　　尽管辛苦，但姑父很喜欢开饭店这个买卖，除了生意兴隆时数钱的快感，还有人们吃着他做的放心东北菜时赞不绝口带来的成就感。2013年让姑父有些失落。小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琢磨着，等表弟大学毕业安顿下来后，能不能到他工作的地方再开个店。

　　湖南

　　故乡生活纪实

　　故乡的“北京空气”和“非遗难题”

　　朱梓烨|湖南常德

　　紧跟首都步伐的天气

　　2013年年末，北京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让我的鼻子再次闹起了状况。好不容易熬到春节假期，想着终于能在老家的清新空气中享受生活了，我无比激动。

　　然而返乡那天中午，从常德机场回县城老家的路上，我看到市区雾蒙蒙一片。“这个天气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司机师傅。

　　“这‘砍脑壳的’(该死的)天气，一直没断过。”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司机师傅，说起秋冬天以来的雾霾天气，便骂起来，“全国人民都在讲北京、上海空气如何差，我们这些地方县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更严重。你回去过几天看看，鼻子耳朵不会比在北京时候干净多少！”

　　说起口罩的型号，司机师傅比我还精。“我们现在也紧跟首都人民的步伐，戴上N95的口罩了。现在送孩子上学，口罩成了必备。市里也会发信息搞黄色预警，但我们总不能不出门吧？！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空气都是‘扑面而来’，拦都拦不住。”

　　“你们这些搞新闻的，别老盯着一二线城市，也多看看我们这些三四线城市。就讲我们湖南，去年12月，常德、株洲、湘潭、邵阳等30个县市都出现雾霾。益阳、常德能见度只在500米。专家讲的，说是什么静稳天气是罪魁祸首，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但是这些污染物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记者应该多报一报，城市的污染从哪里来，要怎么治？！”司机师傅可能有碍于手里这单生意，要不然，他会把一肚子怨气都撒在我们记者头上。

　　我当时想，作为湖南省经济名列前茅的地区，常德、株洲的情况，与河北邢台、陕西咸阳、湖北荆州、河南平顶山、四川泸州、山东枣庄这些在“全国空气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一样，空气污染都与经济发展、人口总量的状况密不可分，可以理解。

　　但当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这里连续多日的雾霾再次让我困惑了。县城地处丘陵地带，地势并不开阔。可我愣是站在一条双车道的马路边，看见了路对面大楼的“朦胧美”。

　　我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提示，我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27，属于“严重污染”，而此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却是“良”。连续爆表，“空气糟透了”，小小县城怎么也患上了和大中城市一样的病？

　　说起雾霾，爱看新闻的老妈更像是我曾经采访的“北京专家”：“今年暖冬，电视里专家说是什么冷空气活动偏少，风速小，有利于雾霾天气形成。这些我不懂，但肯定是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天气往年是没有的。不过，有些情况是不是也有影响？就是近几年县里经济发展明显，新小区不断在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也不少。比这些更明显的变化，是私家车。”

　　的确，在我的记忆中，2011年前后，县里的车越来越多，并间或出现堵车现象。据说就在2013年在县城举办的一次车展上，从吉利、宝骏，到奥迪、奔驰，卖出200多辆新车。今年，新拓宽的大路两旁，更是停满了车，主干道上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更可怕的还是烟花爆竹。新年前夕，每天都能听到放鞭炮的声音。除夕夜，按习俗，团年饭之前、零点前后，最起码要放两次鞭炮。尤其是在零点，看春晚只能算是看电视里的人张嘴。一轮鞭炮放完，就算门窗关得再严实，家里都是灰蒙蒙的。

　　过年嘛，谁家不放炮呢，一场雨雪后，县城的空气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果然，雨雪过后的最初几天，空气优良。但一个多星期过去，2月9日，天气软件再次显示“轻度污染”。

　　老爸调侃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小城，呼吸着北京的空气，紧跟儿子的步伐。”

　　青黄不接的县剧团

　　“丫头，跟我学戏吧？！”

　　又是一年春节，还是这个问题，51岁的朱华利(女)依然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但在发问者——湖南临澧县荆河戏剧团退休老艺人张阳春看来，这却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如今生存艰难，没有传人，这是70岁的张阳春最大的忧伤。“现在哪个孩子还学戏？更何况是我们这用方言演唱的‘最土最土’的戏。”张阳春这才把希望寄托在荆河戏名角朱安楚的女儿朱华利的身上。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临澧荆河戏剧团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请我们去唱戏，剧团一到当地，就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候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文革期间，剧团几度被迫解散，很多优秀的艺人离世。文革结束后，荆河戏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而真正让荆河戏走向没落的是媒体的发展。广播、电视、歌舞厅，新一代年轻人对荆河戏已经不太感冒了。上世纪80年代，临澧荆河戏剧团解散。很多演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退下来。为了生计，有的人卖起了盒饭，有的摆起了地摊，有的跟着家人去了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