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去年我们还提出过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基础上的内需增长”，即从“全球化-外需增长模式”转向“城市化-内需增长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50%的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经济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我们的城市化率甚至低于印尼、波兰以及马拉西亚等国家。工业更多的是创造供给，而城市化才是真正创造需求的力量。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仍有潜力和机会成为全球走向萧条中的亮点，但要让潜力变成现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前，庞大的政府成本和垄断成本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两大成本，税收、土地财政、垄断榨取以及寻租等尤如四道绳索，捆绑着中国民营企业，并阻挡着中国经济美好前景的实现。

　　宏观政策须从“防通胀”转向“保增长”

　　从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CPI已经从7月份的峰值6.5%回落至5.5%。预计今年全年中国的CPI增长率为5.5%，而明年将回落到4%左右。总体而言，前期的高通胀基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也将不再是宏观调控关注的第一要点。从GDP增速来看，当前的GDP已由二位数调至9%左右。如果继续保持当前的紧缩政策的话，预计四季度将破9%，明年一季度末有可能破8%。如果经济进入萧条再回调，则最佳时间其实已经错过。

　　近日国务院已确定多项金融财税政策以帮助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政策已开始呈现宽松。预计央行在11月（最迟12月）“被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即使不明确下调存准率，也必然采用定向逆回购或其他手法向银行间市场注入基础货币，否则商业银行将无钱可贷。可喜的发现，央行11月11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5868亿元，比9月份多增1168亿元。这与我们上述货币政策松动的大判断基本吻合，预计11月和12月信贷规模均超过6000亿元，全年新增信贷规模有望达7.5万亿，信贷增速将重新回升至16%以上的增幅。

　　简单概括，我们判断政策转向乃是必然，将再度从防通胀转向保增长，在软着陆中推进转型！具体而言：第一、保持9%的GDP增速，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加快本国提升；第二、不松动物价控制也不被物价所控；第三、人民币可继续升值但比避免升值危机，关键在于节奏的把握；第四、宏观与楼市的调控政策需要精装修，避免一刀切的负面效应；第五、最关键的在于我们须重启改革，具体包括减税收、反垄断等方面，即由凯恩斯“烧钱式”调控转向邓小平式的改革。

　　预计高企的通胀将在明年四月份才能回到国家调控目标范围之内。而政策拐点的节点有三个，即今年年底、明年四月和18大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