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不仅是一种地位的，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资源，也俗称为官僚资本，官僚资本的杠杆放大倍数要比一个完全的市场资本大的多。如果一个10万的市场资本，可以买到一套房子的话，而10万元的官僚资本就完全可以利用权利杠杆买到两套房子，甚至更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楼市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后劲十足，资本充足，因为官僚资本完全可以通过权利进行低买进，高卖出式的不断圈钱，让本来就不完善，不健全、监督不到位的市场，充满了很多的变数与障碍。也就让非行政手段的调控丧失了作用，形同虚设。
3、楼市的市场过于太快，市场制度与监管不到位，甚至不到位，有大跃进的嫌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会上指出，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将来建立起来了，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对楼市发展，市场监管过于滞后，才引起如此多的楼市问题，让本来一个“行业”的房地产，涉足到了“社会问题”之中，成为关乎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对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来说，是一个要经济还是要政治的严肃话题，当然在这两种单选题目中，是不允许质疑与迟疑的，关键时候经济必须为政治让步。
所以，楼市市场化的步伐迈的太大，走的太快，让本来市场楼市处于非市场状态下，成了一些人谋取利益，圈钱的“场所”。几乎超出了“经济手段”能控制的范围，也就必须用行政的非常手段，强制压着前进的头，要等等市场制度，才可能放开。
4、开发商的社会活动能力强，更容易规避一些“非行政”手段的政策。
上有政策，下游对策，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因为在中国办事，很多时候，靠不是明规则，而是一种潜规则。
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对于限购这样的政策，对于开发商来是，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甚至坐视不管的，他们也一定通过社会关系在活动，通过专家，学者在官员耳边吹风，放松限购或者放弃限购的。
而且很多专家与学者，不仅脱离了劳动这样的低级趣闻的人，也脱离了百姓，他们总是以自己“生活圈”来看这个世界，这些人的生活圈不是有钱者，就是有权者，他们不能接触到底层人的生活，又如何能说出底层人的声音呢！所以专家与学者在上面滔滔不绝的说着，底层百姓在心里狠狠的蔑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