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北京市政府颁布《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由此，北京成为保障性住房实施轮候管理制度最早实施的一批城市之一。此后，深圳市也实施了轮候制度。除特大型城市外，乌鲁木齐也在廉租住房领域实施了轮候制度。

　　“新加坡的轮候制度和我们还不是完全一样，他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退出机制，你一旦超出保障的标准，就要搬出去，但是我们这套轮候制度中，到现在为止，退出还是比较大的问题。”前述房企负责人称。

　　目前，住建部已经开始起草2012年度的保障性住房指标任务，在总量与2011年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对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增加公共租赁住房所占的开工建设比例。这意味着，在廉租住房继续稳定的基础上，租赁型而非产权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比例将继续增加。

　　“我们有些担心，现在建设的问题还是小问题，钱到位、地到位就能开工，但难的是以后的管理，准入审核还好，我们担心最难的就是退出，一旦住进去，超过标准了不退出来，我们能动用的强制手段很少，而且，使用强制手段还要考虑社会稳定的问题。”河北省建设厅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在2011年河北省认领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指标中，公租房的比例超过60%。

　　这位官员告诉记者，退出难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退出问题；二是政府如何掌握入住公租房或者廉租房的人群的收入变化问题，“这一点，我们基本上还是靠人力外调等方式来解决，但是总量一旦扩大，如果仍然仅仅依靠这个手段，难度就非常之大。”他说。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组屋轮候制度中实现较好的“退出”，主要是由于其国内完整建立了一套集合个人税收、房屋权属、个人信用、身份证管理的“一张卡”管理体制，从而实现对其收入条件变化的情况有及时的了解。

　　“只有准入没有退出的轮候制度，不是一个健全的轮候，因为那就是一个不断增加总量的轮候制，这方面恐怕需要政府做更多的工作。”中国房地产学会会长陈国强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