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二五”最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之一，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正在大剂量注入到市场与保障严重失衡的中国住房市场，期冀释解深陷房地产倚重症的中国经济。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住房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政府主导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甚至通过短期内使保障性住房供应量超过商品住房供应量，是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现实要求，也是履行各级政府基本职责的必要举措。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为缓解住房结构性短缺，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的阶段。相比较，只是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要完成的任务量史无前例。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特别是，连续多年的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通过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托底”，实现从目前保障性住房占城镇住房不及7%，到“十二五”末提高到20%的目标，我国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

　　不过，也要清醒看到，要把这样一件艰巨而复杂、事关国计民生的的大事办好，除了政策勇气和战略信心外，还要有具体而微的“突破”手段和策略。

　　首先，从制度层面，虽然中央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从资金、土地到分配作出了顶层规划，但在执行层面还需要地方切实地端正态度。一些地方有钱修高速公路，说到保障房，资金就百般困难；有地建高尔夫球场，轮到保障房，土地就万分紧张。

　　其次，保障性住房是国民收入向民生倾斜的一次再分配。但从现实来看，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单位集资建房“借尸还魂”现象，打着“保障房”之名，行福利化分房之实，如果不能有效割断旧有的利益分配链条，如此数量的保障性住房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

　　其三，保障性住房建成之后，还面临管理、维护等长期任务。这部分职能以及资金的运转采取何种方式，应提前规划，避免保障房陷入公房沉疴。

　　良好的住房保障，不但可以熨平现实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还可以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的和谐。不少发达国家在保障住房方面的实践表明，基于良善的制度设计，住房保障不但不会成为政府的财政包袱，相反还可能创造经济增长的大机遇。(文/唐敏)

　　《瞭望》文章：住房市场“大转折”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一路上扬的态势，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有望在2011年发生转折

　　研究生毕业3年的小陈在京城的工作刚有着落，住的地方一直在“迁徙”，目前租住在离八达岭高速路不远的史各庄村，在此之前住在“著名”的唐家岭村。

　　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超过5万，因为乱搭乱建现象严重，火灾隐患突出而被北京市列为整治督办重点村。

　　随着唐家岭实施旧村腾退，小陈到了现在的村子，这里很快成为“新唐家岭”，甚至比唐家岭规模更“壮观”。因为收入低、房价高、租金贵，只能暂居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陈，只是过去十年北京净增的600万常住人口中的一个，而“唐家岭”也只是北京乃至全国住房发展大背景下的小故事。

　　但在2011年，小陈和唐家岭的故事有望被改写。北京市将改造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列入了规划中，计划通过建设公租房来解决“小陈们”的租房需求。这一年，北京市将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6万套，这只是北京市20万套保障性住房筹集总量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