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则表示，GDP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需要动用许多资源、建立衡量标准体系。

　　关注各地出台的房价“控制目标”还发现，各地采用的基数不同。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而兰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准。

　　“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内。而保障房价格很低，能够拉低住房整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商品房的涨价空间就会大幅增加。政府控制房价的绩效就失去了意义。”陈国强说。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戏”，还要防止地方“控制目标”成为“数字游戏”。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要警惕一些地方“限制中心城区”新盘上市，甚至冻结新盘价格等只图避过风头的做法。“就像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直接拉闸限电。”

　　对于这些问题，王珏林表示，按照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量体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选择性失明”的可能。

　　调控“问责”
　　如何防范“软执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总负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上海市民刘险峰对记者说，“问责官员”并不是新鲜词，但为何鲜有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官员和部门“问责”的先例？“问责”不光关系到百姓对政策实施的信心，还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不能仅停留于文件。

　　“问责不能浮于表面。在新一轮房价调控中，有关部门应制定详细的问责机制。”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说，只有将“问责制”落实，才能避免调控措施被“架空”。

　　“当然，楼市调控不能把眼光全部盯着房价。”陈杰等专家表示，从长远看，更关键的是切实改善供给结构、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