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同时表示，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照系时避重就轻、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若一些地方房价水平已较高，仍然制定了太过宽松的目标，则不利于地产市场调控；有些地方政府担心被问责，定出高目标，这种心理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发现，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部分城市，今年以来房价已有较大涨幅。以沈阳为例，今年前两个月均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0.6%。同期西安房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3%。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表示，本是“控制目标”，却成为“涨价标准”，且各地制定目标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这会加剧市场上关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让“国八条”的调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限价”标准为何独缺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国八条”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记者发现，已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

　　对此，西安市民黄女士很纳闷：三大标准中，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些地方“选择性遗漏”？还是居民支付能力无足轻重？

　　对此，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各执己见。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今年控制目标中，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提高居民保障水平，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