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旭指出，政府应通过积极的政策设计，为想要参与保障房事业的社会机构提供融资的便利性。具体地，各地可采取贴息方式，支持社会机构融资用于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扩大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范围；引入社保和保险资金，这类资金规模巨大，对回报率要求不高；培育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主体，同时保留部分融资平台支持保障房建设。未来，还可考虑以保障房为抵押，以稳定的租金为收益，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据记者了解，许多银行、信托和保险等金融机构，非常乐意进入保障房领域。中融信托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其已经有几个保障房项目在运作；深圳多家商业银行人士称，保障房贷款是今年的优质业务之一；华润集团旗下汉威资本有关人士透露，该机构将与北京市合作成立一个约百亿元的保障房基金。
“深圳的土地供应越来越少，而未来土地出让更倾向于保障房，对地产商来说，只有做保障房才能获取更多的土地。”深圳国土系统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对很多本地、中小型开发商而言，通过介入保障房建设而获得发展，将成为他们的生存模式。
分配制度之忧
相比保障房的资金来源问题，其申购和退出制度弊端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保障性住房驶入“快车道”的同时，非保障人群的虚假信息申请使得该措施的成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