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3日发布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中规定，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的外地人以及在京纳税5年以上且有纳税证明的外地人,才拥有摇号资格。这个政策和房产限购放到一起，被认为体现了一种趋势。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则在一篇《对“京十五条”的学习和解读》的文章中说：“这项政策的出台，对北京来说，的确是一箭双雕，既有力打击了房价，也通过它控制了北京外地人口的增长。我估计，一旦实施，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将很难再取消这项政策，这标志着北京选择了另一个发展方向。”

　　2月18日上午，就在“京十五条”发布两天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律师王振宇，向国务院法制办快递了审查建议书。他认为，北京新出台的购房购车规定，“以‘户籍’为标准将人群加以区分，分别予以授权和准入，是行政调控的下下之策，且已到了违宪程度，构成了户籍歧视。”

　　在上书之后的第五天，王振宇依然还未收到国务院的反馈。他说，他并非像许多人想像中的那样为开发商代言，而是为所有中国人说话。而且，虽然几年前买的房子已增值了三倍，但他并不反对调控房价。“我也觉得现在房价太高，但不该通过户籍限制，而应该首先采取经济手段来抑制楼市泡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行政手段，但这涉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要保证程序正义，需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和决议。”2月23日，他对记者说。

　　限购，不得已的行政手段？

　　相比京版限购令，其他城市出台的限购政策无疑相对温和。如在南京或天津，甚至在中国的金融中心和房产税试点城市上海，外地户籍者也只需提供累计一年的保险或完税证明。

　　尽管各地程度不同，但作为2011年新一轮楼市调控的突出特点，限购背后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无疑已引起学界和业界人士的警惕。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写道：“这种政府直接硬性扭曲需求的行为是准计划经济的复活。在所有调控市场的手段中，限价是最坏的、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的手段；比限价还要坏的只有一个，就是限购。”

　　然而，就像历次调控政策会引发质疑一样，“限购令”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北京联达四方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少峰是其中之一。“从2010年的统计数据看，外地人在北京购房比例已达到45%，其中真正在京工作生活的只有一小部分，很多都是炒房、投机性质。（限购）是针对目前情势的临时性政策，因此谈不上过严的问题，5年的年限也不算很严苛，目前情势下，行政调控是必要的，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王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自称从2009年起就呼吁限购，在自己的微博中他写下如下一段文字：“实话实说，2009年5月，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与郭市长集体见面，我发言呼吁限购。2010年在上海，市领导学习会上，也是如此建议。”

　　在他看来，限购是把房地产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之后，对投资性需求进行抑制、保护消费性需求，并且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在《限购房子有理》中他这样写道：在目前地产价格持续攀高的形势下，限购就像给高烧病人的一剂退烧针，有其副作用，但无疑是必需的。

　　而像苏笛这般的购房者，事实上正是限购令误伤的主要对象。

　　但即便是李稻葵，也认为5年的要求太严厉。“不要急，预计未来5年纳税条件可能降到3年。愚以为5年太猛，未来一定会调，但方向正确。”他说。

　　在众多的限购支持者中，王珏林，因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似乎更能反映官方出台这一相当严厉的以户籍作为行政调控手段的政策时的无奈。2月23日上午，他在电话中用“别无选择”一词向记者进行了解释。“从各项统计指标看，在非常严格的市场调控形势下，房地产市场发展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商品房价格虽然涨幅放缓，但继续保持较高的幅度；房屋销售也是历年最好的；再有就是价量返弹的迹象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