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可以短期刺激对房地产的恐慌性需求，但由于老百姓的余钱在通胀的蚕食下越来越少，民众用于房地产的可支配收入也是越来越少，刚需自然也就越来越刚不起来了。

　　数量扩张，嘎然而止

　　另一个阻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因素还来自于数量扩张很可能已经到头。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家黄亚生曾对我说，他发现中国的企业家大多对于提升管理水平没有兴趣，而且就纯粹管理技术来讲，他发现20多年来中国企业几乎没什么进步。中国经济的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自于开放后中国加工业的人力成本优势，来自于加工业不断的数量上的扩张，等于不断送民工出国打工。也就是说，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自于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质量效率上的提高。

　　而这种基于输出廉价劳动力的数量扩张，也将因为人口红利的枯竭而难以再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1990年的新出生人口是近30年来的最高峰，达到了2600多万，此后急剧下降，1991年就剧减到2008万，而1999年，更是降到了1149万。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数量增长模式完全衰退。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必须致力于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的提高，而这样的升级，又高度依赖于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改革与进步，这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很多人迷信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等的巨大内需刺激。事实上，这又是一个悖论：国的经济增长了，农民都进城了，就能做实房地产泡沫，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高房价不是个问题。

　　但问题是，实业难做，超发的货币只能往资本品上投，土地和房价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下降，已经达到一个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上涨。另外，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机会成本涨，于是农产品也疯涨。反转过来实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的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在这个逐渐泡沫化的循环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本都无法做实，想进城的农民也将会被高房价挡在城市之外。低收入群体恨不得逃离城市，回归非商品化的小农生活，这哪里是城市化，分明是逆城市化。最终，还有谁的刚需能刚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