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侵犯而形成的强制性不公平是双重的伤害。权利被剥夺和侵犯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与接受的耻辱，而被差别待遇所歧视就更让社会的天平过度的倾斜了。如果说这是帮助低收入家庭提高购房能力，不如说是用仇富的敌视制造社会的矛盾与不和谐，更何况买得起保障性两限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至少不能算是穷人。这种财产性权利的再分配至少也不是对只能享有居住权利的廉租房的家庭的一种公平。

　　美国总统为平息民愤而试图对AIG的高奖金进行限制，但却可能破坏市场的契约精神和导致人才的外流，让AIG处于更困难的局面。而花旗试图退还美国政府的援助资金也在于力争摆脱政府非市场化的干预。

　　中国政府将假日的集中与分散的调整目的放在了如何有利于拉动消费，而不是职工的休息上。《劳动合同法》过度的保护在职岗位的权利而忽视了新就业的门槛降低等都是因为政策公平性的缺失。力图用一项政策解决多项目标的问题。这种替代的结果必然导致引发新的不公平，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

　　看来政府只有良好的愿望而无公平的概念，是好心办不成好事的。促进消费的措施中绝不能让政策产生新的不公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