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A公司坚定地认为,若他们8月底在上海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降价演习,必然引发争购,但随之产生的便是一系列负面效果。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羞答答”地小幅打折,已经激起前期那些认为自己资产“缩水”业主的愤慨,甚至群体抗议。
最终,从酝酿到大规模降价方案实施,只有短短的一周,就连各大媒体都市报的整版广告也都预留好了。但是如何处理对外宣传的口径,却迟迟未决。意见始终难以达到统一,因为公众必然需要给到一个合理的“说法”,即使一些“准客户”,也会心存顾虑。
他们的团队在24小时之内赶工出一套完整的降价解决方案,包括集团给出的问题答录,以及对于有可能在网络上出现的被动局面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次日下午,出于对公开集团想法可能更大激起公众情绪的担忧,所谓的“解决方案”胎死腹中。该集团最终传达指令,对于近期可能展开的促销以及优惠活动,“只做不说”,此举的意图是希望将“降价”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
由于“降价”可能产生的巨大压力,其他地产公司更乐于“隔岸观火”。
“万科此举可能为退一步进两步;既为回笼资金,又为创造机会伺机购并中小企业。”宋卫平的看法与其他的地产企业大抵相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外界揭露降价者的“司马昭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