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的赌性不仅仅表现在有输赢的赌博上，同时表现在也要显示输赢但大多是两败俱伤的赌气上。而豪赌则在于赌博的数额巨大，赌气的对象人数巨多，社会的合计损失巨大。

　　吴敬琏老师曾将中国的股市比喻为赌博，参加赌博的既有基金、股民等所有投资者，也有国家、国资委和企业、机构，如今还要加上一个财政部门与税务部门。

　　早期的国有股减持曾让中国的股市暴跌了一把，这把赌得不成功、股民们不买账，于是国有股坚持以弥补社保资金不足的命令不得不修改了。去年的5月30日之前，财政部的官员们刚刚承诺交易税不调整的第二天就出台了上调交易税千分之三的命令，这一把赌得又不太成功，让股市又暴跌了一把！

　　一个多月之前，市场中就在争论“救市”之说，半年之内股市跌去了市值的一半，高峰时为了防止泡沫和过热的交易税似乎早就该下调了，但千呼万唤都羞羞答答的不肯出来，收税收上了瘾。就不再将交易税作为调控股市的工具而变成了一种提高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的常态。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救市的问题，而是一种政府与股民之间的对赌，这一赌就是上万亿元的损失。

　　市场有计划经济（指令经济）、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之分，但却从来未见过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英国、美国、香港政府在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却从未放弃过必要的干预，包括美国的次级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以多次的用利率、汇率、流动性和免税政策等各种手段对市场给予调整、帮助与支持了。又何况中国本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而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在粮、油、煤、电等要素和非要素市场中，政府从来就未放弃或放手过不加干预，那么对资本市场的初级阶段而言又何来的救市与不救市呢？

　　可以明显得看出，中国的市场就是个政策性的市场，在不全面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单独的去说哪个市场是孤立的完全市场化的，只能是自欺欺人，资本市场尤其是如此。至今的各种审批制度很明确的告诉市场中的经营主体，不管是融资还是再融资都要经过审批，不管是兼并、收购、重组也都要审批，政策的左左右右在控制着审批的条件与时机，又哪里看得出是完全的市场化呢。

　　更明显的则是在股民的一片呐喊声中终于出台了降低交易税的政策之后，股市暴涨了，创出了七年以来的单日最高涨幅的记录。有人说这不过是降低了交易税的成本，也有人说是政府救市的决心给了市场和股民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