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衣食住行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方式，也是人类最为基本消费需求。但是由于住房是投资品，当居民把手中所持有的收入占绝对高的比重投入购买住房时，居民最大的一块消费突然消失了。这就有了在中国统计指标中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由90年代5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35%左右。即是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消费则越来越小。因为，中国居民收入绝大部分都用购买住房这种投资品了，居民的消费如何可增加。这就是当前所谓的中国居民消费逐年下降之谜。

　　更为好玩的是，既然住房是投资品，但是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又制造出一个住房的“刚性需求”来。很简单，既然住房是投资品，那么投资者购买住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购入住房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或预期住房会升值。如果市场的住房投资者都预期房价会上涨，而且又有好的金融市场条件以及购买没有任何限制，比如利率低、杠杆率及借钱容易，那么住房的投资需求可以是无限大。即住房投资者可以购买一套、二套、十套、百套等住房。但是，如果市场的预期逆转，即投资者认为购买住房后不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时，那么这时住房投资需求会成为零，甚至于负（即住房投资者赶快把手中住房抛出）。住房的投资需求在零到无穷大之间，是根本不存在“刚性需求”的。所以，如果住房是投资品，住房市场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刚性需求”的。不知为何，政府职能部门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住房是投资品，那么政府也不需要对购买住房采取任何补助政策，也不需要让银行采取利率优惠，更不需要把住房购买分为购买第一套、第二套等。因为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中，从而没有哪一个栏目规定购买第一套住房是消费，购买第二套住房是改善性消费，而且购买第三套才是投资。在国家统计局的报表里，所有购买的住房都是投资品。如果对投资品的住房采取优惠政策，实际上用整个社会纳税人的钱来补助投资者，这样做对没有购买住房购买少住房的居民是相当不公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住房又变成消费品。

　　如果住房是投资品，那么住房投资者所得当然要用适当的税收制度来调节，试想居民劳动所得都有一套税收安排，为何住房投资不这样做呢？为何中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会成为全球最差税收制度呢？这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

　　可以说，在中国，由于对住房属性界定上混乱，也就使得中国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各行其是，各个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出台有关的房地产政策，从而导致了这些政策冲突与矛盾，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及投资者各行其是，攫取大利，也把中国房地产市场带向完全不可持续的方向。因此，要确立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就得对住房的性质全面反思及重新界定，并重新设立住房统计的新框架，这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