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是“2014年京交会·中国城镇化大会”，仇保兴受中国产业集群专业委员邀请来参加当日活动。

　　这或许是仇保兴以住建部副部长身份，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

　　坐在最前排，仔细地听着包括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之内的多位嘉宾的演讲，仇保兴时不时会在纸上做下记录，做笔记也是仇保兴长期以来保持的习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在多个场合见到他，均发现带着纸笔作记录。

　　似乎并没有受到即将卸任的影响，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演讲和提问时间里，这位“学者型官员”与嘉宾频频互动，开放态度与往日并无二致。

　　针对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支招北京的规划，提出对北京进行功能区切割的建议。仇保兴在演讲中并不掩盖自己的遗憾，“建议很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梁思成就提出模制化规划北京的遗憾，但没有形成，如今的北京想切成500、300万的城市，切不掉了。”

　　以此为例，仇保兴说，前期规划没有科学的思路，教训深刻。

　　在当天的演讲中，谈及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位有着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副部长，并不掩饰自己的遗憾和无奈。

　　“其他国家的空城诸如英国是基于产业转移导致的，但是我国的空城却是世界少有的由干部领导为形象工程和政绩，推动的造城运动。”仇保兴说。

　　“小产权房，在法治国家很难想象，无规划保证，也无质量及产权的保障。”仇保兴认为，在农村里面建设城市社区是一种错误思路，我国的老龄化比任何国家都要快，按照当前的人口结构，在未来10年，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城市和乡村的居民能有一个一个弹性的流动机制，也是一个健康的城镇化机制的体现。

　　“现在很多领导有一个明显的误区，认为城镇化率还不够高，有的省已到60%的城镇化率，还要追求90%甚至更高，盲目扩大城市建设，不注意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人居环境，把农村变成城市。”仇保兴表示，农村和城市是互补性发展，如果农村消失了，城市人口只有流入没有流出，没有稳定的城乡流动机制，不是健康的发展模式。

　　30年“城市管家”

　　对城镇化发展中种种弊端的洞察，也是基于仇保兴近30年来“城市管家”的实践和研究结果。

　　在担任住建部副部长之前，仇保兴先后在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浙江乐清和金华市担任过党政主要领导，1999年-2001年在杭州市担任过市长。

　　上述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视亦在其早期地方施政时就有体现。仇保兴担任杭州市长的三年，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铁腕拆违”。1999年6月，杭州召开拆违工作动员大会。仇保兴提出拆违工作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当时的口号是向违章建筑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