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过去三四月份时常出现楼市“小阳春”，今年这个时段楼市却迎来一轮“倒春寒”。这样的降温态势恐怕还会进一步持续。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3日宣布，今年1月到4月份，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5%。这对一个住宅建设占经济产出大约九分之一的国家来说是个严重打击，因为更大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可能崩盘带来的广泛影响。

　　这一幕似曾相识。

　　2013年6月20日，中国银行[0.37% 资金 研报]间隔夜拆借利率陡然飙高至13.44%的最高点，而在此之前，这一利率通常都维持在3%左右。受“钱荒”传言影响，沪、深股市出现暴跌，银行间交易员们开始“不计成本地向其他机构借钱”，市场一度陷入恐慌。

　　“银行不是真的没钱，它们就是期待政府能‘松’一下。”一位政府内部人士事后评论，“当时商业银行都有预期，只要一有问题，中央政府就会给钱。就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谁的哭声大，谁就有奶吃。”

　　现在，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这一次的危机来的似乎比上一次更为猛烈些。

　　毕竟中国房地产投资是涉及国内生产总值(GDP)13%左右的产业，这几乎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最高峰时期该比例的两倍。再加上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等相关行业的投资，这一比例接近16%。广义的房地产部门大约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按说应该把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排在经济再平衡目标之下，后者涉及增加家庭消费。

　　并且，房地产贷款占到商业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在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中，至少五分之二是以房地产作为担保的。此外，今后的两年是地方债还债的高峰期，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可使各省市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当一些地方官员蠢蠢欲动之际，至少中央政府表现出的仍是“定力”。

　　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终于出手“部署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有关工作”，而同样因为身陷困境而翘首以盼的楼市，并未从中南海那里收获只言片语。

　　在此背后，决策层或许经受着比上一次更大的煎熬。

　　一位国办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虽然上次“钱荒”是突发事件，但中央政府当时“保持定力、决不放水”的举动，确实是有意为之、反复思量的结果。万一坚持“不刺激”，结果经济真的出了问题，就要承担责任。“不增发货币，不过度刺激，这需要‘定力’。”

　　调控不同以往

　　这一次的局面可能是更为令人纠结的。

　　5月6日央行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出现了“保持定力，主动作为”的关键词。上一次的“决不放水”变成了“主动作为”。这基本诠释了高层面对当下局面的态度：除非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或经济加速下滑，央行不会全面降准。但会通过类似此次喊话的巧手，来积极化解矛盾。

　　商业银行内部人士对此的理解是：既不是放水，也不是松绑。

　　与五年前的不同在于，央行这次是从讲政治保民生的角度，规劝商业银行加速放款，声势不小，但没印钱、没降准，一切都在克制地遵循市场化的思路，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万科副总裁毛大庆对目前政府态度的理解是：“他们努力在用一种去政策化的方式使一个产业回到市场经济的角度，他们试图在告诉特定行业的人不要永远依靠政策和红头文件解决市场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喊话”这种方式不会改变供求关系和消费预期决定的市场基本面。只是，央行这一试应手，促使银行放掉该放的钱，缓冲房企资金链迅速恶化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时间换去库存、稳供需的空间，也间接遏制地方政府希望放松限购的各种小动作。

　　任志强在采访中也表示：“目前，对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信贷，个贷政策。”

　　信贷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在过去的5个月时间里，钢铁、光伏等传统产业、外贸行业、以及一些消费领域，都饱受业绩下滑之痛。包括央企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到了资金压力。

　　但新一届政府依然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有序。

　　4月29日，央行指出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五天后，在商务部提出汇率波动增加企业进出口利润不确定性的同一天，工信部开始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的部署；5月9日，国务院发布新国9条，意在稳定外界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预期。

　　而备受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日在河南考察期间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两天后，面对外界日渐弥漫的放松总量政策刺激经济的呼吁，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指出不会采取所谓大规模刺激政策。

　　不过，政策的变化还在继续。

　　5月16日，意在稳外贸的新国16条发布；两天后，似曾熟悉的一幕也出现了，国家发改委宣布推出首批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项目；之后不久，国务院批准10个省市试点政府自主发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这些看起来充满“微刺激”信号的政策，让那些期待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市场人士失望了。因为这些政策文件中，除了一些针对具体领域和行业的微调措施之外，大部分都还是着眼于改革。即便是最具“刺激”味道的80个投资示范项目，政府也将重点放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上来。事实上，这些项目中，有不少都是此前已经批准的项目。

　　毛大庆说，“我认为，起码急功近利这四个字在这一届领导人身上得到了有效的克制。”这些政策的出台，可以视为是在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的时机，政府在找到的调控关键点，新一届政府试图用一种非纯行政手段来化解当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