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最束缚人们的户藉制度已被对绝大多数人所无视的现今中国，在交通、通讯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的形势之下，上述的这些差距逼使不单是农村进入的人口，而且包括小城市、小地方城镇的人口多数涌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进而造成大城市中心城市日益紧迫严重的住房需求压力。

　　“人往高处走”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促使的人口往城市集中流动的基数规模。而出于创富和安全的需求，则让当代中国财富和富有人群过于密集的涌入大城市。

　　回顾过去七、八年间中国房地产急速增长的规律，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发展最快、房价上涨领先的城市，绝大多数与这些城市的辐射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越强，外来人口涌入的压力也就越大，房地产上涨也就越快。比如北京、深圳、上海这几个城市，其辐射外来住民的范围都是全国甚至全世界；杭州、成都、大连、青岛等城市属于区域性中心辐射城市，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主体上都被外来购房人群所主导。

　　从马斯洛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去看，乡镇和小城市先富裕起来的民众移居至大城市，符合马氏理论的“安全需求”。山西煤老板在山里一夜暴富后，先想的是要把妻小父母以及他的财产移到相对安全的大城市；小县城里靠手工作坊积累起财富的江浙农民，也要想着把儿女送到上海、北京去上学前途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让中国大陆13亿人口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需求。但对于13亿人口基数下涌现的巨量的巨富阶层和中产阶级，离“小地方”进入大城市是多数人必然的选择。所以就有了“村里的去县里，县城里的去省城，省城的人去京、沪、深，大城市的人向国外移民”这样一幅世界前所未有的、庞大的移民洪潮线路图。

　　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城乡差距，以及大城市与小城市资源等各方面存在的日益拉大的差距，房地产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财富马泰效应”的物质表征，是中国当下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的物化体现。

　　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观点在左右着政府的决策，这就是用“房价-收入比”判断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或者判断房价是否过高。我一直以来认为，此理论在其它任何一个国适用，但在中国绝不适用。原因只有一个：推动中国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力量不是本地居民，而是城市外涌入的“移民”。如果拿着山西煤老板的收入与北京或三亚的房价去做比对的话，房价高不高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业内一种说法是，全国的“县太爷”至少有八成人在首都有自己的房产；辽宁某市卫生局两个普通的干部在国贸对面的建外SOHO合着买了一个整层用来投资。此轮调控之前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四环以内购买豪宅的客户超过六成为非京藉人士。

　　所以，若要真正了解中国住房之需求，真要制定正确的房地产管控调节政策，前提则是必须要研判正确中国的人口流动趋向以及数量。在没有对流动人口进行理性分析判断的前提下，采取压制、限制之类的做法，其结果一定还会适得其反。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逆不可转。城市1+1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大，而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在这样的大势之下，文章一开头提及的开发商领头羊并未减弱市场进取的势头，也就合乎情理，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