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土地出让金收入早已是地方城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各地城市近年大规模兴起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坚强后盾。此一轮房地产调控之严厉，瞬间断了各地方政府的财路。某种意义上讲，对房地产调控最大的抵触并非开发商，而是各地方政府。地方发展的冲动是推高房地产的引擎，真要想抑制谈何容易。

 　　上述所罗列几点主要影响中国房地产之因素，其实是一张中国错综复杂的房地产利益关系图谱。关于细节的展开我想许多人早已有过无数次论述，这里没有必要重复赘述。本文所要阐述的核心是要说明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却又是中国房地产最为适用的简单的“房地产原理”，就是“住房需求的1+1”和“中国住房需求=13亿人口×GDP”。

 　　首先说“住房需求的1+1”。一个人居住于某地，起码要有一张床，稍有条件的则要有间房供其居住。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世间道理。“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所以房子的数量也必然是第一”。对不起，这并不是我所要说的判断结论。本人想要强调的是，在当代中国，影响住房需求的关键是要看人口的移动。移动带来增量需求，也带来了我们难以解决的城市住房供需矛盾。

　　在这里有必要重提“春运”这个让国人一年一次无比敏感的字眼。官方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春运客流量达到惊人的31亿人次。这个数字在2010年时是25亿，2005年则是17.9亿。

　　春运客流总量是全国就业流动人口的直接体现。这一点，相信不会有人有所质疑。也就是说，这个宠大巨量的流动人口除了在自己家乡的房和床之外，在他们的工作生活地，至少还要有他们的一张床和一间房。而我们从2005年到2008年，再到2012年春运数字增长之快速变化之大，无疑也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七年间，随中国流动人口的急速增加，就业目的地城市的住房需求也一定在同步快速增长。我们再去看中国城市的房地产，这七年间，中国房地产恰恰是最快速增长的七年。

　　本人多年在北京从事房地产媒体工作，后来自己创办楼市杂志至今。其间，总结了一个经验经常提供给地产业内人士研究市场参考。这个经验就是我认为，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城市，城市中高端商品房市场的需求与这个城市空港客运量变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北京首都机场自T2候机楼建成之后，虽然2008年奥运会又抢建出T3，但一直运力追赶不上需求，运力不足始终困扰着机场当局。最新的消息，2012年北京首都机场客运量预计将达到9300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而这个数字在2009年时仅有6500万！

　　对京、沪、穗这几个作为核心开通的城铁、高铁的城市来说，城铁和高铁通车给这些城市输送了较之前更多、更庞大的外来人口。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乘坐高铁从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进出首都。交通条件的改善，“来了就不想走的人”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中心大城市的长期住房需求的压力。

　　信息和交通等物质条件的快速改善，对中国牵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特别是近年高铁超速建设，高铁对于所连接城市有何影响？给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连接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向呈何规律？其GDP以及产业经济的偏离或转移是否存在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真的希望归口的国家最高权威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社科院那些花着纳税人钱的学者们去认真系统地好好的多去研究，而不要整天到晚除了说房价涨还是跌，就是评开发商好还是坏。

 　　下面再来说“中国住房需求=13亿人口×GDP”这个原理。这个等式解读起来，比上一个“1+1”原理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人口数和GDP对应着诸如：城乡差距、户藉制度、资源分配、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城市化战略，以及人性学、人口流动学、马斯洛需求理论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早年学习时曾经极为欣赏美国总统里根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讲》。里面的一段话至今铭记：为什么有那多么人不惜冒着子弹射杀的危险，翻过那道墙（柏林墙）来到我们这个国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凭借一叶小舟漂泊过太平洋来到我们这个国土？……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孩子，他们想到吃什么样的冰激淋，就可以吃到什么样的冰激淋。……因为我们知道，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他们每个人的权利。

　　人往高处走，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个真理，我想更适用于当代中国。

　　因为在中国近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过后，我们至今仍面对着有目共睹的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沿海与内地差距，我们仍存在甚至还在继续扩大着城乡民众接受教育的差距、医疗保健以及救护的差距、生活资源享受的差距、社会公共设施享受的差距，以及个人寻找发展、就业、创业机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