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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询问的沉睡和苏醒

　　专题询问权是法律赋予人大监督职权的一种。

　　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第34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政府或有关部门、法院或检察院，应当派负责人到会，作为“应询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除了询问权，《监督法》还规定了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方式。但是，这三项监督权一直沉睡于法律中，直到2010年3月全国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强调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同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了专题询问，询问的是中央政府的钱袋子问题。在两个月后的常委会上，又专题询问了人民的粮袋子保障问题。其后，专题询问大有在全国“四处开花”之势，地方人大常委会也纷纷展开专题询问。

　　与之不同的是，虽然专家学者屡次呼吁对特别重大事件如“7·23动车事故”等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启动人大调查，却至今没能激活。

　　一叶知秋

　　保障房顶层设计不是询问能解决

　　在寒士平民的安居问题迁延成疾、久治不愈后，终于惊动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对保障房问题进行了专题询问。

　　住建部在会上坦承目前制度设计不足，并表示要改进。但其和财政部等部门提出的未来工作思路和举措，却让人觉得还是一脑浆糊，让人怀疑他们解决问题的诚意。如称住房信息系统的建立代表着限购令可以退出，就让人不太明白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信息系统的建立有助于房产税的征收可以理解，但房产税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调控房地产而在于税源的开拓，上海和重庆的试点也证明其对房地产调控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改革，也只提到将取消用于支付房租的限制条件。公积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能用来付房租，而在于公积金名义上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但个人却几乎没有处置权。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支取条件苛刻，许多人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贷款和支取，任由其躺在银行贬值或者被一些蠹虫挪用。而在公积金的发源地新加坡，公积金不但可用于住房，还可用于教育、医疗，甚至可用于投资公积金管理部门指定的一些项目，自己来实现其保值增值。

　　有了询问的壳，更应该追求询问的实效。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可以发动全民的智慧，尽早实现对住房保障的顶层设计，而不是让住房保障法躺在住建部初步起草的阶段而数年没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