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成本： 越来越重的负担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环境(包括土地、空气和水)的恶化为代价的。我们认为，环境成本可能会在未来10年或20年间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是潜在的环境成本之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是世界最高，但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1~2020年增加一倍、达到日本的水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会超过美国目前的水平。由于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依靠能源和资源密集的投资和制造业，如果在未来10年全球引入二氧化碳排放的收费机制，中国的生产成本将会激增，从而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

投资： 潜在的危机导火索

　　中国的投资总额和增速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最受诟病的增长驱动器，也是多数悲观派认为的泡沫源头之一。我们认为，投资会是中国在未来10年最有可能触发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的。从绝对数值上看，中国的投资(以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衡量)是世界上最高的。资本形成总额在2009年达到2.4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万亿美元，仅低于整个欧盟0.5万亿美元。从其占GDP的份额来看，投资占中国GDP的48%，而投资仅占日本GDP的20%、欧盟的18%、美国的14%。在过去的10年中，投资对中国实际GDP增长平均贡献了5.5个百分点。

　　高速投资增长在未来10年是否能持续？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产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对公共住房和农村灌溉系统的投资将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的投资会持续，外国直接投资会持续大量流入，我们预计以上因素将支持投资增长在“十二五”期间保持强劲。

　　但是，强劲的投资增速在2016~2020年将难以维持。一方面，届时中国的投资基数(到2015年我们预计投资从目前的2.4万亿美元水平增长超过一倍)将变得过大，而难以实现高速增长。同时，随着中国的低端制造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企业家将不会继续对中国投资，并把工厂迁移出中国。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2016~2020年发生的机会远高于在2011~2015年。随着低端制造业开始迁移出中国，对更好的供应链的需求，也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将随之下降。因此，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2010年占中国近6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将同时开始放缓，甚至可能变为负数。

　　由于投资占近一半的GDP，到2016~2020年如果实际投资增速由目前的约10%放缓至0，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将会失去相当重要的5个百分点，从目前的近10%下降到不足5%。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由于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失去竞争力而造成的严重的就业问题就会雪上加霜。失业率上升将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这将会使GDP增长放缓得更快。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发生，从而影响资产价格、银行体系、人民币汇率，甚至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