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楼价,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而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尽快在加速健全和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上扫除某些制度性障碍。 

　　 近些年来,“中产”也成了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或许是伴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收入两级分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萎缩趋势,特别是欧美中产阶层正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然而,对于现实中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而言,现在,如何走出增长困境才是迈向希望的第一步。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是一个尚无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所谓中产,不仅在于财富多少,更在于价值的创造。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显露了中产阶层崛起的势头。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年均收入11800至17700美元(约合人民币79945至119918元)的标准划分,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尽管增长势头很快,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这种收入群体结构的现状,是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结果。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近十年我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遂造成了中国社会“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

　　这种收入群体结构,与要素结构密切相关。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但从我国的要素分配结构看,物质资本挤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首先,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自然增加;其次,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现象。这种稀缺导致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尽管得益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以人均产出来计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挤占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