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企业家》了解，仅天津蓟县恒大金碧天下、盘龙谷，宝坻的京津新城、锦绣香江及津南区的星耀五洲五个造城项目，总供应别墅面积即达2370万平米，而2009年天津楼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创造了历史，也仅1320万平米。

　　“在北京的巨大阴影中被骤然推到了聚光灯下，天津短暂的晕眩很正常，不少地方政府以为请几家南方擅长造城的开发商就能完成城市运营。这太简单了。”已是高策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国平也开始反思这轮造城运动。

　　作为远郊大盘的土地提供方，天津各区县政府是“空城”的始作俑者，他们不仅在“8.31”大限前大量协议出让土地，甚至在2007年土地自主权被收归天津市前，也突击大量卖地。

　　天津市曾尝试来解开京津卧城的死结。据接近天津市国土局的知情人士向《环球企业家》透露，天津市政府曾计划将天津动物园和会展中心搬到京津新城，提升其人气，但政府依然无法为此掏钱。这意味着朱孟依仍要给政府做公建配套，他一开口就要求再低价补偿18000亩土地，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无论如何，没有产业人口的新城建设正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不仅无助于改变城市分裂症，还将加剧这种“癌变”，使得当地社会结构更趋于两极化。一边是低购买力的当地居民，相对于越来越高的房价，他们的购买力会更低；一边是囤积房产的富有投资者。夹在他们中间的将是一片无人地带，还有如空气一般的城市化美好愿景，“最终结果就是新城开发将慢下来，甚至停顿。”前天津万科总经理郭钧向《环球企业家》指出。

　　尽管如此，在京津新城管委会官员眼里，未来仍“不可限量”。新区二期规划已被国务院批准通过，管委会的宣传牌显示，将来天津新城面积将达258平方公里—这将是目前规模的5倍多。

　　现实的苦涩只有那些吃螃蟹的人知道。在京津新城，标志性建筑是凯悦大酒店。这拥有着700多个房间欧洲古典城堡风格的五星级酒店，开业三年因业绩不达标一直挂着“试营业”的招牌（即使在旺季入住率也不超过15%）。开业一年后，凯悦有一半的服务员被辞退。由于疏于维护，酒店外立面因缺乏维护而显得有些破旧，裸露的雕饰品锈迹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