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浪费还不是最可拍的，关键是这些形似而神不似的城市们，根本无法“固定”人口。于是，一边是少部分城市
房价飞涨、夹心层越来越多，大学生淤积、就业困难，住房矛盾不断激化，“蚁族”、“蜗居”问题层出不穷；一边是相当一批城市盖了房子没人买、需要人才而求不得。我曾经和长三角某个相当富裕的城市的市长交流，他无奈地告诉我，即使他们拿出政府分房子这样诱人的政策吸引原籍的大学生、研究生返乡工作，结果这一政策收效甚微、门可罗雀。市长不无感慨地说，都去了北京、上海，我们这生活质量还是不行啊！我理解他说的“生活质量”绝不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和资讯层面的。
中国要实现健康的城市化，必须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谨防两大误区：一是以“土地的城市化”代替“人口的城市化”。如果不能改变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不能改变现有决策和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很可能演变成新一轮“圈地”热。二是人口“落地”，公共服务“不落地”，最后就是人口流失，人口结构退化、没落。可是在真正的“公共资源均等化”上，又有多少城市管理者真的下功夫实施呢？！
增长有极限，城市化也有极限。城市化不是一个数字，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问题，无法跟国外的数字相比，而从现在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以及生态环境压力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正在迅速接近顶峰，要进一步拓展城市化的空间，中国有必要在一个发展周期里大力完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文明和文化的尊重。首先，水资源、天然气、电力、煤、交通等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是支撑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快，用10年时间走了发达国家二三十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相关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跟不上城市扩张的步伐。其次，学校、医院、文化、垃圾处理等公共资源配套的欠缺，也显示出城市化的后劲乏力和缺乏质量。
我们现在常说的城市化率的统计方式未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面貌：我们常说的45%的城市化率背后包括着660余个大小城市及其人口。而660个城市里最多只有60个城市解决着超过60%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人居生活质量”的诉求。长此以往，这少数的“责任重大”的城市，不要说房价成问题，土地成问题，就连空气、水、天然气等基础资源都会变成巨大的问题！
没有质量的城市化发展，不会带来有质量的城市人居生活水平。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侯赛因的一番话值得我们思考：
“我注意到的是在中国对待城镇化还是传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源于依靠城市设施建设的理念，如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供水系统建设等。这是从城市建设本身出发的。但是我所注意到的是，为什么没有有关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生活质量方面以及人口数量方面的讨论呢。所以人们也许会议论，你们的城市里有楼房，有道路，有排污系统，但你们这里没有人，因此我提出这点，即城市化的原因和城区范围内人们居住的比例以及生活质量的问题。因此，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需要做的就是以其它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城市化，即并不仅仅是着眼于有多少楼房、道路，而是更好地改善城市里人们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