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近1.8万亿元，还仅仅是开发商在销售给城镇居民的商品住房上一项攫取的暴利（不包括开发商在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和其他方面所获取的利润）。把它放在整个国民财富分配的格局中去分析观察，人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天大的秘密”，彻底了解中国的开发商利益集团，通过在国有全民土地进行商品住房的开发，从土地主人——中国城镇居民的身上，攫取暴利已经达到何等的“惊天动地”的地步。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月13日的报道，“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同比增长9.8%”；另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此外，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以上述数据做比较，得出的结论令人难以置信：

　　2009年中国开发商仅在居民商品住房上获取的暴利，已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0%；

　　这1.8万亿元商品住房上的暴利，同样相当于2009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26.3%。也就是说，开发商一年仅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比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把这1.8万亿元和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就可发现开发商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之财”，已相当于把全国城镇1.05亿人全年的可支配收入全部收入囊中；

　　如果把这1.8万亿元分摊到全国城镇居民的身上（2009年城镇居民以6.23亿人计），相当于开发商从每个城镇居民的头上攫取了2857元超额利润。而2009年国家从每个国民身上收取的平均税收，也就是4454元（2009年全国人口以13.36亿人计）。这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为开发商暴利所付出的“人头费”，已接近国民平均税负的三分之二（64.1%）。

　　再把这1.8万亿元的暴利，平摊到每套商品住房的话（以每套100平方米计算，8.0438亿平方米就是804万套），则表明2009年的每个买房者，平均须为开发商的暴利，多付出了22.39万元。这相当于他们平均每户（以三口之家计）仅此就要多掏4.35年的全家可支配收入（这在一般国家已经够普通居民买到一套像样的住房了）。实际上，在一些大中城市，买房者为开发商暴利所多付出财富，早已超过这些家庭十年以上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这就是在现今的开发商模式下，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对中国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洗牌效应”。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在2003年下半年中国的房价开始疯涨后就不断的显现出来。

　　为了验证房地产已成了中国“暴发户的制造器”和“首富的生产流水线”，笔者曾经对开发商和“富豪”及“首富”的关联性进行过跟踪分析。结果发现，在各种各样的富豪榜上，都充斥着“房地产”三个字。在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不仅一半左右“富豪”的“主要产业”都是“房地产”，而且在前十名的“首富”中，至少有8人主营项目中有房地产（其中两个未标注“房地产”的全国家电大亨张近东和黄光裕，房地产也是其主业之一）。其实“房地产出首富”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早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中，也有6人是靠房地产一举暴富。这六人的“身价”财富，都在100亿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60亿。据报道，上了房地产富豪榜的50位房地产富豪，一共拥有的财富总值高达2010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商的财富为40.2亿元。而能够登上房地产富豪子榜的，房地产商的个人财富起码要达到15亿元，行业的门槛之高，远远“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富豪排行子榜。不过这些还是前几年的“行情”。这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愈演愈烈，中国房地产大亨们的财富聚集速度也大大加快。曾经登上中国首富宝座的广东碧桂园老板杨惠妍，在鼎盛时身价曾高达1300多亿港币；重庆龙湖地产的老板吴亚军，其公司在香港第一天上市，身价也达到300多亿港元；同样来自广东的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也通过上市，使其身价超过400多亿元人民币，一举成为中国大陆新的首富。可以说，这几年大陆的首富的宝座，基本上是在几个开发商之间“转来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