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警察，那里就会塞车！那里的政府爱干预经济生活，那里的老百姓上访就多！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政府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2006年，政府在鼓励或强制的要求市场供给大量的低价位的普通住房，并试图用此来控制土地资源的消耗量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改善问题，并出台了“90/70政策”。但香港等地的多年实践证明：小户型不是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形成的供给，而是靠市场中的高价格在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结果。2006、2007年的楼市调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正确的决策往往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干预力度的把握也是很难控制的。而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由于中国特有的公务员选拔培养体制，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很多并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企业经营的基本经验，缺乏起码的依法行政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严重影响政府干预的效率和效果。
国外有一句名言：政府要干预市场，首先要被法律“干预”。意思就是说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也会出现“市场失灵”之外的“政府失灵”。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天然的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2007、2008、2009政府过度干预带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乱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首要的问题是要大幅而持续地减少或弱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尤其是要促使政府专注与政府本应大有所为公共物品领域，而从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领域尽早撤出，过多过强的政府干预将会使中国正处在关键发育期的中国市场机制受到损害，不利于中国市场的健康成长。
2009中国房价持续上扬，引起了社会各层各界的普遍关注。普通市民们几乎都在对此议论纷纷并充满怨言，希望中央政府重拳“打击”、“治理”房价；各类媒体也在尽力炒作“暴涨”、“崩盘”、“地王”，竭力在中国房价这一热点问题上推波助澜和寻找卖点；各级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也纷纷登台亮相和跃跃欲试，似乎可以对中国房价“一抓就灵”、“纲举目张”。概而言之，似乎社会各层各界都在呼吁政府尽快出面强力干预价位过高和持续上升的中国房价。因此，2009年底形成了中国的“政策月”。
房屋不仅是居民必需的耐用消费品，而且更是可供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既然是商品房，其市场价格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和供求规律调节，并表现为持续性的价格波动。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供过于求则价格下跌，供求平衡则价格稳定，这是合乎经济学常理，也是常识。商品供求关系不是供不应求，就是供过于求。就商品房而言，长期而持续的价格上扬则是市场需求过旺而强力向上拉动的价格现象。政府对房地产的干预也会在短期内发挥巨大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给解决问题提供了机会和时间。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用市场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和形成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就无法引导和形成有自我激励机制的供求平衡条件，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市场消费观念，会必然的破坏市场自我调节作用。
中国经济长期而持续的高速增长已达30年之多，经济增长既靠需求拉动并必定表现为需求扩张而引起的价格上扬现象；中国人口长期而持续的增长膨胀且惯性很强，人人需要有最基本的住房；中国人均土地远低于国际平均值且日益减少，地价构成建房的重要成本；建房所需的各类资源都具有显著的稀缺性，这些资源的价格也再不断上涨；住房不仅是生活消费的必需品，而且还是可供保值增值的投资品；中产阶层的逐步形成和逐渐扩大，对住房改善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富裕农民要在城里购房；没有住房的市民想购房，有住房的市民想购房保值增值；新的结婚高峰需要有住房；农民工要有大量出租房屋，┅┅我们还能够找出很多原因说明城市住房需求强劲，导致了中国房价的大幅上扬。住房需求对房价向上拉动，还将会在未来长时期发挥作用，中国房价还将会长期持续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