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这是一篇抑制很久的文字，之所以压抑，是因为个体在环境面前的渺小。含义主要有两点：在狂热时代，一个人要想保持冷静和理性不容易；二是在狂热时代，要想建议狂热的人保持理性也几乎是一种徒劳。现在的市场已经不能用狂热二字形容，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狂躁时代。在狂躁的时候，有谁还会在乎理性的价值？

　　但笔者确实对当前形势感到一种更深的忧虑，这也是在评论系列文章停掉很长一段时间，再次拾起这个系列的重要理由。林毅夫都只能用常识去判断的时候，在国内其他经济学理性或者理性思维的价值，也就更可见一般。

　　灾难总是来源于对常识的一再背离，今天的地产，已经有太多的背离了基本常识。本文因此主要想在借常识的一臂之力，再给狂躁的热血一点冷水，避免更多的人在狂躁的非理性中被摔成重伤甚至死亡。

　　（二）关于经济和地产宏观形势走势的模式判断

　　最近对美国经济政策持批判最有力的声音，是在来自于上个世纪大萧条政策的反思。翻读声音认为，凯恩斯的国家管控抑制了市场快速恢复的功能，因此当宏观调控走到尽头的时候，只能借助战争来进行调停。这个理论隐藏的结论是：没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也许就没有二战的出现。

　　30年代的大萧条从经济范式来说，给今天的形式有些接近，资本市场与实体市场走势呈现出实体市场的L+W形式；资本市场呈现出F+M形式，最后由于资本市场的M竖下坠，导致两者交叉，形成经济通缩，长期底部盘整，直至危机爆发。这中间最核心问题是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科技创新停止，资本迷恋通胀而不愿意参与实体经济建设，实体经济因为得不到资本亲赖，而持续通缩，最后导致资本市场受累于实体市场，共同形成通缩，两者交织在一起，衍生出就业危机，就业危机导致社会稳定形成战争。因此上个世纪30年代的停滞，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创新成本过高，过高的创新成本导致创新的萎缩，进一步导致社会就业的危机，最后传导出社会动荡。

 　　而二战后经济的复苏，也是以社会创新的繁荣为核心推动的，推动这波创新的核心特征在于实体经济的使用资本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导致实体经济收益高过资本泡沫收益，因而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帕累托效应，进一步固化了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