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公众期望社科院的研究能秉承知识分子的良知，恪守学术伦理的底线，并不过分。如果连社科院的蓝皮书都避免不了被利益渗透和掣肘的可能，那么，公众在作出何时买房、是否应该买房等选择时，他们还敢相信蓝皮书作出的预测吗？更为重要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在作出一些政策措施变动时，各类蓝皮书应该属于重要的参照资料之一。如果蓝皮书的内容也被立场“过滤”和“设计”，那么，这些政策措施的走向还会紧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吗？公众不会苛求蓝皮书作出的预测能够全部被事实“应验”。但如果曹建海所言的“蓝皮书站在开发商的立场”一语成谶，公众没有理由不对这些预测和建议忧心忡忡了。
这种焦虑的公共诉求，还聚焦在房价变动、政策走向等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尽管曹建海预测的“2012年房价将滑入谷底”有待检验，断言的“房地产行业暴利不容置疑”有待商榷，建言的“市场供给要以自建房为主”未必可行。但公众的实际感受却是真真实实的：高企的房价依然超出了他们的实际购买能力；在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上，相关方面和不少地方政府一直缺乏足够的诚意。某种意义上说，曹建海和牛凤瑞关于蓝皮书中房价、暴利、调控等问题的争论，集中的焦点还是如何解决公众住房需求、规范房地产市场这些问题。
由此观之，公众对房地产蓝皮书争议的关注，并不限于蓝皮书本身。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面对这种焦虑的公共诉求，在具体的政策调整上，相关方面何时才会有让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则不仅仅是曹建海、牛凤瑞甚至是蓝皮书所能回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