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不考虑政府责任与负担，尤其是不考虑政府住房保障的责任，那么户籍制度一旦放开，允许农民自由的进入城市，那对政府对社会都将只能是一种灾难。不仅当地政府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住房保障的责任，城市中也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贫民窟，让户籍改革无法实现，也让那些早已在城市中买了房、生活了多年的“移民”没有机会成为城市的市民。至少购房入户让这些长期的移民与准备长期的移民有了一个机会，也等于开了个户籍转换的口子。如果所有的城市都有了这种购房入户的改革，至少可以让中国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了成为城市人口的机会，有了享有更好的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的机会。
换个经济算账，购房入户至少形成了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归以所有并且可能升值创造财产性收入，又怎么算得上是换取身份的代价呢？户籍同时带来了教育、医疗等其他公共资源的享有，并且是花高价都可能换不来的权利，这种因非户籍而增加的费用并不比购房的费用便宜。因此购房作为入户的门槛，既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如果移民的农户能用购房入户的方式改变了户籍，而农村的土地承包权仍留给了家里的其他人，对全家不更是个贡献与收益吗？（嫁女入城而土地承包权不变）。
北京的户籍人口大约只有1200多万人，但常住人口为1600多万人，其中有约400万是无户籍但长期生存在这个城市的人口，他们仍无法改变户籍关系。
《经济半小时》似乎并没有算政府的账、购房人的账和社会平衡的账，更没有算过制度改革成本的账。好像《经济半小时》并不知道经济的含义，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也。
从三鹿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不救市场就没有企业；不久企业就没有奶农的收益。只保奶农先救奶农的结果是伊利近十万吨奶粉的库存，当伊利无法再增加库存时，伊利倒了，还有什么企业来就奶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