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如何解决农村或非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后的住房问题。之所以英、欧、美、印、拉美等国家会在高速城市化中出现大量的贫民窟，正是因为政府无力解决这种没有户籍限制条件下的人口向城市涌入中的居住问题。

　　而中国中央政府也恰恰是按着人口户籍用严格的土地计划指标管理着城市建设用地，恰恰是将不得出现贫民窟的住房社会保障责任强制的压在了地方政府的头上。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又恰恰要从土地中获取，才能保障户籍人口的保障性住房问题，因此住房不但是压在政府头上必须保障的一座大山，也是政府实施保障政策的一个经济来源。

　　地方政府比《经济半小时》更聪明的正在于官员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交通资源在人口集中时的矛盾，但更知道住房压力是城市化中的首要和负担最重的矛盾。地方政府还知道不管有没有购房入户的规定，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不但占用着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在影响着交通的资源，但他们也在这个城市中做出贡献，无非他们没有户籍、没有享有因户籍而带来的公共资源。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而如果没有购房入户就允许他们改变户籍，就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公共开支负担，包括住房的保障责任。

　　恰恰是住房入户才合理的解决了这一双方的矛盾，政府用住房作为限制入户的门槛，移民以住房作为换取户籍的代价，减少政府的担忧与负担；政府用住房市场的活跃与税收，包括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承担移民转为户籍人口的其他公共支付和责任。岂不恰恰是一种利益平分与双赢的最佳结果吗？岂不是对户籍制度的一种改革吗？怎么能说是与户籍制度改革冲突的悖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