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利益中人。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就是，假定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这意味着趋利避害是一种本能。因此，关注利益的变化，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被自身利益蒙住了眼睛，则很可能陷于相互指责，甚至语言暴力。

　　比如，很多人会说，房地产崩盘了才好呢？楼价跌得越多，能买得起房的人越多。但其实，房地产业背后是无数人的就业，以及巨大的对相关产业以及全局经济的带动作用。如果楼市崩盘，势必将金融业拉下水。而一旦银行系统出现问题，后果将非常可怕。但另一方面如果听凭地产商动辙以金融业以及经济下滑相要挟，盲目出台楼市利好政策，不仅将助长房价的上涨，招致更多人购房无门，而且会加速房地产业泡沫的累积，从而将经济置于风险之地。

　　明确了问题的利害，再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救了，我们是不是要救？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未必就是市场经济的样板。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救与不救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事实上，对美国不遗余力地救助“两房”，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政府对“两房”的拟议援助，将导致风险社会化，其中蕴含着长期的道德风险。“基本经济规律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市场中的那些机构已经享用了一场奢华的盛宴，而政府现在正要求纳税人来负担一部分费用。我们应该干脆地说‘不’。”但就在今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称，只有国有化才能救“两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