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估值标准即如何估值的问题。在房产价值评估中，不同的评估方式、参数选择和评估人员评出的房地产价值往往千差万别。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不仅会导致估值的混乱，导致物业税不稳定和评估效率的低下，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权力寻租，即房产所有人为了少缴物业税而贿赂评估人员，通过降低房产估值达到少缴税的目的。而要避免这些弊端，就必须确定一个便于操作的明确的能被各方所广泛认可的评估标准，这一标准既包括评估方法的选择、各类参数指标的选择，也包括调整、修正的幅度等等，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标准的刚性而减少评估人员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问题在于，我国的房产成本是不透明的，而房产估值是很难迈过这道坎儿的。事实上，不仅物业税，包括公共维修基金的交存都面临着这一阻碍。建设部刚刚发布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将于今年2月1日起实施，根据规定，今后市民买房时所要交存的公共维修基金，将不再按照房款的比例，而是按照每平米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比例交存。问题是，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如果不透明就只能由开发商说了算，这对于房产所有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而且，房产价值评估中的变量太多，这一理论上的标准规范在现实中其实是很难确立下来的。西方国家由于财产透明度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和纳税意识积极，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得早而且完备，相关财产评估的标准相对还容易确立，即便如此，对评估价值的争议也层出不穷。

　　这于是又引出了估值的另一大难题，即房产价值评估争议的解决机制问题。评估必然引发争议，那么，争议如何快速、高效率的解决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倘若争议持续下去，物业税的征收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在美国和加拿大，针对评估的争议一般是这样解决的：如果申诉人不满意估税官做出的决定，他们可以以某种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经过这些程序后，假如申诉人仍然认为其财产价值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他们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物业税估值涉及到千家万户，如果估值环节的问题解决不好，一旦积累到申诉甚至诉讼环节，不仅导致我国房产评估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甚至可能引发包括司法成本在内的社会成本的上升。

　　因此，鉴于物业税的复杂性和我们现实条件的限制，我们应该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好物业税每一步的准备工作，以确保物业税推出时即能以最小的成本高效率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