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一轮的高速经济增长明显受到城市化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使中国居民对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需求又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再加上2006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提高利率的影响，中国居民资产需求的成本也较前两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况下，中国居民的资产需求可能在逐步减弱。此外，现在的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已经提高到了7.29%，与企业总体的资产利润率大致相当，企业投资需求也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在高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国内需求并没有与经济增长率一样的速率上升，结果，中国高积累与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就不得不依赖于强劲的出口需求。而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正在加深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这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近期一些基本投资品的价格大幅下挫，可能就是中国的投资需求正在减弱的表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期中国股票市场的调整，可能不过是它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罢了。倘若中国经济难以持续过去几年那样的强劲增长势头，那么，现在贸然提高利率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微妙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前不久周小川行长则表示，人民银行要全面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货币政策要注意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协调，货币政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就要考虑促进就业。多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在面对目标的一个方面的冲击而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还不得不顾及其它。从理论上说，物价稳定与促进就业之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矛盾。这意味着，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决策时依然会考虑物价稳定与就业之间的权衡。如果为稳定物价和通货膨胀预期而大幅度地提高利率，危及到了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目标的实现，那么，利率政策就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中国加息进入疲劳期的第四个因素在于国际环境。

　　自8月份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来，包括花旗、瑞银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逐渐浮出水面。面对相关机构裁员的增加、消费者信心的受挫和房屋价格的下跌，美联储改变了危机初期单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更加果断降息的策略。相比于欧洲而言，中国的利率政策所受到的牵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本纷纷涌向中国的局势，再加上民币升值的因素的影响，中国还要逆势而为，提高利率，无疑会使货币政策招致更多的麻烦。

　　总之，相对于今年早些时候的加息，现在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央行并没有因为“几个数据”依然偏高而如市场预期的那样立即提高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体现了央行在目前不确定加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决策的谨慎性，也反映了央行正试图通过加强利率与汇率机制的协调配合，完善我国的货币调控机制。这本身也是货币政策“稳中适度”调控思路的延续。至于未来利率政策的变化，应当依宏观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变化相机而定。(彭兴韵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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