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阳历算我是80年代的，按阴历就是70年代了！”

　　娅娅尽管被称为白领，但仍然嘲笑自己正站在80年代最顶端的尾巴上。每月都接到父母语重心长的电话，无一例外都在催她结婚。

　　对着那面能把人照变形的镜子，她随手松松绾了一个发髻，染过的头发已长出一大截紧贴头皮的黑色。即便穿着横条纹的毛衫依然能看出她渐瘦了。

　　那个不大的梳妆台上盘踞着二流甚至三流的“无所谓”护肤品。她随手拿过围裙走进厨房，在哗哗流水声中向我絮絮叨叨，她再不如从前那样头脑发热、任性买1000元的靴子——走在满是黄叶的路上，身旁跑过穿着时髦衣服的猫猫狗狗，她依旧裹紧前年那件很“out”的羽绒服。

　　“一切都为了能早日摆脱这个租来的房子。”她总结说。

　　这个房子没有“家”的名分，“巴掌大点”，只用来吃很简单的晚饭和恶补睡眠。男友啃馒头，她喝粥，男友爱那一桶剁辣椒，爱用老家带来的黄豆酱裹豆腐吃。厨房的一角，前天煮的米饭还冷冷地呆在锅里。

　　而娅娅的心更多时候还是馒头一般暄腾，她生活在2008年世界的中心——西边不远处是水立方、鸟巢。为了这个中心，为了不被“与时俱进”的脚步“边缘化”，娅娅说服男友每月递给房东1650元换来那些近乎斑驳的墙壁，狭小潮湿的卫生间，老掉牙得能被衣服压得吱吱作响的衣柜，还有和邻居如果同时开门“必撞无疑”的尴尬——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今年“十一”后，这一片老房子为了和周遭的大酒店大广场协调步伐迎奥运，一致粉刷成崭新而不扎眼的米白色。这一刷，让这些房子立马站到了至少每平12000块的舞台上。

　　我忍不住高度赞扬了她的减肥成功。她却说，这是累出来的。

　　“倒地铁、倒公交，每天晚上8点多晃回家，领导还一个劲儿催稿，每周几乎都有加班，不加班就开会……”她边数落着，边从黯淡的墙壁上揪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勺子，眼里带着一丝愤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