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伴随经济体制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住房供应体系建设的思路，已从单一由政府承担的“保障轨”，发展到依赖市场机制的“市场轨”，又进一步发展为“市场轨”与“保障轨”并存和统筹的“双轨制”。

　　日前，央行和财政部史无前例的公开论战引发热议，作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贾康和另一匿名作者撰文的主要观点是：配合处于“痛苦时期”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应当更好地实施结构性对策，增加有效供给，以引导扩大投资、消费“双内需”。

　　在“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8届年会”的主题演讲中，贾康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调控房地产也要扩大供给。

　　不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贾康表示，央行的职责是货币总量调节。至于流动性流到哪里，一般情况下，央行力所不能及。结构性问题最好还是需要财政部来处理。但财政的调节也需要有基础制度作为支撑。比如，房地产就要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以及税收制度，而制度安排需要配套改革得以优化。

　　不能一味打压

　　“做了这么多年的房地产调控，沿用一味打压的限购、限贷、限价以及摇号，已经不太适用。”贾康直言。

　　2010年4月17日，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全国各城市纷纷出台限购政策。2016年，在“去库存”的政策指导下，全国各地均采取较宽松的政策，在房价“疯涨”之后，楼市调控又开始不断从紧。层层加码后，当下房地产市场已进入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的“四限时代”。而今年，不少城市又再次增加了摇号政策。

　　贾康认为，一味的打压性政策违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通过合理地增加供地和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住房有效供给，促进供需的趋向平衡，促进社会和谐和化解矛盾，有利于租售并举，抑制炒作。”

　　贾康在演讲中还提到一个被忽视的数据，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真实的城镇化率不是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而应是户籍人口的数量。接近三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并没有城市户籍，这些人是‘城镇化欠账人群’，我国当下的城镇化率还远远低于50%，所以这部分迁移性需求还有大量释放的空间，供给方面应当做出回应。

　　“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住有所居，必须要供给覆盖所有的需求，增加有效的投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贾康称，投资也要紧密配合住房改革，例如重庆的土地票制度改革，从容供应土地，不让政府因土地供应短缺造成住房价格压力。投融资需要机制的创新，一定要紧密结合PPP、住房产业基金等，有政策支持，有财政资金为后盾，但是要健康可持续运行，必须尽可能地科学决策，接受多层监督，防止涉及寻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经济体制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住房供应体系建设的思路，已从单一由政府承担的“保障轨”，发展到依赖市场机制的“市场轨”，又进一步发展为“市场轨”与“保障轨”并存和统筹的“双轨制”。

　　贾康认为，住房双轨制在可以预见的很长时间内不可能改变，搞市场经济必须健康地发展住房的市场轨。三类保障轨也应当健康运行，一是公租房，具体的供给首先要对应最底层的低保人群，另外各个城市也需要根据市场特点定制不同的解决方案，政府要进行细致特殊的匹配；二是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协议是灵活的，符合消费升级趋势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三是棚改房，棚改货币化安置不能夸张到解决一切问题，应当因城施策，尽可能地使人民群众和社会成员得到实惠，化解社会矛盾。

　　房地产税立法呼之欲出

　　作为房地产税的积极拥趸，贾康的采访必然绕不开房地产税。“每一轮风声稍微紧一点，房地产税就遭到强烈的反对，我不客气的说，这就是所谓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贾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似有呼之欲出之势。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房地产税三次被正面提及。时隔四个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7月1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又罕见谈及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立法究竟何时出台？贾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原来的口风是今年要启动，现在人大说年内或后续年度内启动，年内如果启动不了，后续年度到什么时候就得再观察。但房地产税势在必行，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必须建立现代税制，现代税制必须包括直接税，直接税中必须包括中高端住房保有环节的税收调节，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我国现行房产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目前土地使用、土地建设、企业所得、房产或土地转让交易、房屋出租和物业管理等各个环节均被房产税制涵盖，税种多且税目复杂。然而，我国房地产保有环节上的税收却很少。重开发和流通助推房价上涨过快，而轻保有则造成了市场囤地和投机盛行，加剧供需紧张矛盾。

　　过时的房地产税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改革随之而来。2011年1月27晚，上海、重庆两市分别颁布《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开始房产税征收试点。两市的征收政策有一定的差别，征收对象上，重庆房产税主要针对高档房（即独栋和2倍均价以上高档住宅），既有存量又有增量，而上海仅仅针对新购房屋（考虑存量在内超出人均60平米的面积）；税率上，上海为0.4%或0.6%，重庆为0.5%-1.2%；此外，两市在计税依据上同时选择了房屋成交价格，税收用途上也均用于保障房建设。

　　6年过去了，外界对两地试点效果褒贬不一。对此，贾康表示，上海重庆选择的是柔性切入，有意一开始不要引起太大的社会震荡。“他们内部对此的总结结论都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
贾康认为房地产税势在必行，但税制具体如何设计仍是难点，需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一旦要启动，中国不能按照美国采取普遍征收模式，必须扣除一个免征额。如何从技术形式上确定第一单位的扣除，还需要探索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