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上海获批建设自贸试验区以来,中国多地申报热情持续高涨。2014年底,天津、广东、福建获批后,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又纷纷把自贸试验区申报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两会上,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张庆军表示,合肥、长沙、武汉、南昌四个兄弟城市将联合申报自贸试验区;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也表示,青岛正在申请“第三批”。

　　宛如上世纪的“开发区热”,中国自贸试验区大有“遍地开花”之势,但天津自贸区方案起草小组成员、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认为,“自贸试验区不应该也不可能遍地开花”。

　　“自贸试验区是国家的制度创新高地,而不是地方的政策优惠洼地。很多人对此都存在着误解。”全国人大代表、天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说。

　　刘恩专说,从名称上看,四大自贸区都叫中国自贸试验区,地方的名称都在括号内,其作用首先是为国家试验制度,而不是争取政策优惠,自贸试验区所在的沿海城市、中心城市有把握规则的能力,有聚集国际资源的能力,有风险管控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经济体量,因而才能够给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事实上,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国际背景。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天津市委主委欧成中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程度超越WTO。

　　应对新形势,中国积极与其他国家谈判建设国家间自贸区。目前,中国与冰岛、瑞士自贸区启动实施,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而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力争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设亚太自贸区等,也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新一年的工作安排。

　　“如果未来我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便利化,但内部通关、审批还很慢就没有办法对接,所以国内的自贸试验区就是为探索自由贸易而做的试验和准备。”刘恩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