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海外投资的过程里,可能要面对更高的人力成本,包括政策和法律上的差异,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王石:我们和国外行业的合作已经有二十七八年了,和外国公司合作有两个体会,尤其和美国公司,对法律的强调,在签合同之前对律师费用的投入,时间精力的投入,是非你所想象的。比如我们和一家美国公司叫富兰克林,是一家搞铸币的公司,总部在费城,我们光谈合作协议就谈了一年,最后的合同有一本书,其中还包括我们合作结束的时候怎么办,我当时接受不了,咱们还没结婚呢你就让我签离婚条款,觉得他不信任我。还没合作就和你说各种限制,我们很抗拒,他们就请我们自己来聘请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和他们的律师沟通,就是这样磨合过来的。就是讲法律,讲法律条款,按照我们协商的事情。而不是谈个大概,以后有什么再解决。这是和美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第二个我们和国外大公司的合作,比如和新加坡的GICRE,我们合作了15年,项目投了三十多亿,合资公司就是五十对五十,但整个操作团队是万科,整个项目的操作,只要不超过十亿人民币,董事会都不用开,万科来决策和操作,董事会备案,这个模式这么多年一直非常成功。所以国外公司一个重视法律文本,第二,只要合作的互相信任了,就完全是一种信任的关系。但你像中国的合资公司,你派董事长我派总经理,你派什么我派什么,你监督什么我监督什么,互相制约互相不信任。所以万科的和国外公司合作的原则来讲,第一,法律合同一定要签的清清楚楚,第二,最重要的不是选择项目,而是选择合作伙伴。一旦选择了合作伙伴,就给与他完全的信任。
所以虽然我们在国外投资时间还不长,但是我们在美国的项目非常成功,因为有这两个原则,什么事都变得很简单。我们现在在伦敦还没有落实真正的项目,也是因为我们还在找理想的合作伙伴。
记者:2014年国内企业在海外一些大手笔的收购主要集中在商业地产,写字楼这些,万科在海外的布局有没有偏好?
王石:我们在国外的主要业务还是住宅地产,也会有一些商业地产,但是以住宅为主。
机器人进入社区服务的速度会比大家想象得快得多
记者:万科在海外的投资除了地产行业,其他领域的机会有没有关注?
王石:万科是个多元化出身的公司,我们是从多元化走过来的,所以至少在我当董事长期间,我们是没有兴趣投资和房地产无关的领域的。但是相关行业我们可能会投,比如像污水处理,像垃圾焚烧发电,就是肯定是和房地产,和城市供应配套相关的领域。李嘉诚那样的布局,和国内的郭广昌比较类似,但是我和郭广昌是打擂台的,一个代表专业化一个代表多元化,当然他投资的每个项目也是专业化的,但他更多是个投资者的战略,而我们是一个做实业的团队,是有一个战略的差别,所以我们只投和建筑有关的行业。
但是只有一个除外,就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会比一般想象的要快得多的在小区的服务上投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些服务的工作,再一个,人力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更多机器人会取代人工在老龄化社会里的一些位置,像门岗,保洁,老人社区服务这些工作都会更多投放机器人。
记者:2014年是君万之争过去二十年,您执掌万科的一路上,这样千钧一发的挑战不在少数,像这样巨大的危机和压力出现的时候,您是怎么面对的?
王石: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像你说的君万之争,压力没外界看来那么大。因为他是一个有时效的东西,就是那三天,扛过去就过去了,抗不过去就不行了。外界看来是持续了一个月,三天之后,胜负已经决定了,只是外界还不知道。
那么这三天里,当时君安做的,表面上是多头,他要改组和控制万科,所以要吃进万科股票,那么大家对做多的反应肯定是跟着买,因为他给的现象是做多头,但是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做空头。那么这三天我要做的就是充分把信息告诉给市场,让大家知道他是在做空。另外,事实上这种做空是违规的,我找到了他的小辫子。所以当时一方面我在市场发布信息,另一方面我握着他的小辫子。一个月之后,当时的证监会市场部主任叫王资平,到深圳找到我,拿着当时证件会主席刘鸿儒批的要严查的批条,他说主席批条要严查,但是眼下的股市你也知道,是浑水,弄不好就是捅了马蜂窝。然后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与人为善。
所以当时君万之争,其实对我的影响没有外界看来的那么大。虽然事关重大,但是关键就是三天。当时君安没想到的是,我申请了连续三天的股市停牌,三天之后就是周末,给了市场充分消化的机会,一共四天,直到星期一股票开盘,只要星期一股票不起来,他就完了。所以当时关键就是能不能做到连续停牌,只要我能做到,我就胜利了。当时有很多故事,最关键的周六上午的停牌,直到我们找到证据了,把证据交给证监会,证监会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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