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降低债务杠杆率化解金融风险刻不容缓
吴敬琏在演讲中强调，目前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化解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尽量不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前提之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
吴敬琏指出，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同时，经济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进入下行通道、GDP增长乏力、产能过剩、市场疲软、部分企业因销售不畅资金紧张，甚至发生了企业偿债危机等。
吴敬琏分析道，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集中表现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太高，即负债率太高，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就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
学界和业界就此提出两种基本的处理方法：
第一种办法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速度。
吴敬琏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升经济增长率，解除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使得投资者取得高回报。但是，用对企业进行补贴或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支持较高的增长率，将妨碍效率的提高。“因为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补贴后，反倒会减弱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麻痹企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结构优化也会受到影响。”
他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杠杆率进一步提高。“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注入大量资金的办法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使得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积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我本人倾向于采取第二种办法。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吴敬琏强调。
他称，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从1995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来，但是过去一段时间，调结构主要由行政机关来主导，而不是靠比较完善的市场，所以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
吴敬琏指出，这两种办法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都在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一种办法是失灵的。
他举例说，拿今年来说，虽然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拉升GDP的增长率。但实际从今年二季度以来，刺激的强度并不小，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从2009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越来越短。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逐步下降。但是经过两年，经济增长掉到了8%以下。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越来越短。这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的显现，所以想依靠这种办法看来是没有太大希望的。”
另外一种改革的方法虽然最终可以提高效率，优化结构，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的问题，但是也有坏处。“它的坏处是，在采取这种措施的过程中，GDP的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可能会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但是领导人已经多次说过，不能以GDP论英雄，保就业、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在于效率的提高。”
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吴敬琏认为，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症结性问题。“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得到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针对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比如，是否能够在没有采取大规模刺激，大量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控制住金融风险？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能否保证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能否实现保就业、保民生的目标？
吴敬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们的宏观当局，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的领导都一再表示，现在的金融风险、高杠杆率的风险都是可控的。但是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使它逐步消除。”
他建议，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办法来堵塞漏洞，降低风险。
一是停止那种回报过低，或者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
二是停止对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日本之所以在1990年爆发了危机，一直没有缓不过来，其中有一条教训就是通过政府补贴、减税或者用资金注入来维持那些僵尸企业生存。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杠杆率提高。”
三是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现在最大的一笔或有负债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虽然当期没有，但从中长期看，这个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对于这个负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就是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以降低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四是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要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整。
五是要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财政部最近要求各个地方对国有的死资产的存量设法盘活，如果能够把其中一部分盘活，那么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最后，再辅之以一些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
吴敬琏指出，总的趋势来说，中国的杠杆率还太高，今后应该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必须就要注入流动性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这样使得我们有时间推进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是不是推进改革一定能够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挑战呢？吴敬琏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保就业、保民生。从最近三年的情况看，虽然GDP增长率在下台阶，从2011年的9.2%，到2012年的7.8%，再到2013年的7.7%，最后到今年三季度的7.3%，但是就业的情况良好。“去年我们预期要争取的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是900万人，执行的结果是新增就业1310万，原来的任务超额45%完成了。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比去年还好一些，所以使得我国登记的失业率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就证明了增长率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台阶的时候仍然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改善就业结构。
“从‘十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就提出把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主要措施。但是‘十一五’期间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可是最近三年情况变了。前年服务业的增长也就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去年第二产业的总额就小于第三产业了，这种趋势现在还在进行。”
为什么之前的五年没有发生变化，而在最近三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吴敬琏将其归功于十八大前后，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两项改革。
一项改革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财政部门来把这项改革放在减负项下，是一个减负的措施。“营改增”实施后，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变得非常快速。“就拿互联网商业来看，分化了多少个产业？增加了多少就业？”
另外一项改革是从深圳开始，后来扩展到广东，本届政府把它作为一个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门槛。
实现了这一条以后，新注册的工商户的数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几十的数量增加。“这些只是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牛刀小试，虽然不足以确立经济的新常态，使得我国在增长速度降低以后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它至少表明一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有序地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迎来中国经济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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